早上吃着酱香饼和胡辣汤，被呛得浑身发软，手机看新闻青海某循环经济试验区工业园官员张标4年贪4000万，虽然新闻本身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得地方。无非就是后悔椅上极度后悔，辜负了栽培。但我想到了某电视剧中得场景，某官员贪了2亿，把钱藏在一个别墅里，冰箱、书柜里全是钱，钱都不敢动，却还是不断敲诈勒索一些企业要求更多贿款。我不禁好奇，既然钱再多都不敢动，那么继续收钱只能加大自己暴露得风险和被发现后得惩罚力度，为什么他们还在不断地收钱呢？虽说可能有很多人想的是，现在先拿着，等以后平安上岸以后就有得花了，但实际上能平安上岸的人较少，官场也呈现结构性变化（有意为之），这种情况下风险非常大，而收获确实在几十年后才能得到，实在太蠢了。具体更深入的洗钱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
我今天仅想从心理学上探讨一种现象，即比较的力量。
很多人对商品的质量有共同的要求，就是质量要好，但大多数人并不会太在意具体成分、符合哪个标准、实际价值如何，他们关注的是该东西是否比其他同类商品好上哪怕一点点。这充分说明了（商品）质量这个概念是比较量。对生产商和消费者而言，该概念都很重要，即我们不需要让质量真的到达某个极限，仅仅比其他产品好一点就可以了。在某些寡头企业中，甚至只需要比自己过往的产品好上那么一点就行了。著名的计算机显卡制造商NVDIA（英伟达）以“刀工精准”著称，在这个寡头竞争市场上，新产品仅比上一代产品好上固定的一点点，绝不多增加性能，因此它成为了电脑硬件领域最赚钱的公司。
NVDIA做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操作，比如主推某个产品的时候，会同时发布一款性能略微提升，但价格高得多的产品，事实证明该手段始终很有效，他们主推的产品能大大提高销量。要注意的是，我们正常人除非是极少数对硬件极度了解的人以外，对性能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观认识，比如增加一个显存颗粒（增加显卡性能的方式）能带来多大性能提升，以总价来估算可以量化为多少钱呢？正因为我们系统1对这种复杂的量化关系并不敏感，所以我们的问题就被替换了。我们现在有了两个产品可供选择，其中一个性能比另一个明显要好，而且贵了很多，我们就不用在真空中做决定了。人们也许会说：“也许我不大懂显卡，但我确实懂得，真要买的话，我宁愿买那个性能略弱但价格低的。”
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这种出于比较的偏见正在被广大商家所使用，星巴克的“中、大、超大杯”，苹果等手机厂商每次发布会上都一定要有pro、max、plus等产品。
相对论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做各种决定，但它也能是我们痛苦无比。为什么？当我们把自己生活中的运气与别人相比时，就产生了嫉妒和羡慕。
某投行经理谈到最近他遇到的一件事，一个雇员找到他，抱怨工资太低。
“你来公司多久了？”主管问年轻人。
“三年了。我一毕业就来了。”年轻人回答说。
“你刚来时，希望前三年能拿多少钱？”
“当时希望能拿到10万美元左右。”
主管好奇地盯着这个年轻嗯。
“你现在差不多拿了30万美元，你还有什么可抱怨地？”主管问道。
“嗯。”年轻人显得有点儿结巴，“就因为坐到我旁边的几个人，他们能力并不比我强，可已经拿到了31万美元。”
主管摇了摇头。
还有另一个例子。1993年，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首次强制一些上市公司披露高管地的薪酬及津贴等详细资料。这样做的本意时，一旦薪酬公开，董事会就不会再愿意给高管们支付天文数字的薪酬和福利了。监管人员希望这样做能直指公司高管薪酬飞涨这一顽疾，因为之前无论是监管机构、立法机构，还是股票持有人的施压都没有将这一顽疾解决。不错，这种情况确实需要直指：1976年，美国高管们平均薪酬是普通工人的36倍；而到了1993年，高管们的平均薪酬已经上涨到工人的131倍。
这一政策颁布后发生了什么？薪酬一旦成为公开信息，媒体就会定期刊登一些特别报道，按高管们的收入高低进行排名。这种公开不但没有压制住高管们的涨薪幅度，反而使美国公司的高管们开始相互攀比工资，最后，高管们的工资火箭般的往上蹿。这一趋势又进一步被一些薪酬咨询公司“推动”，它们建议那些高管客户回去要求幅度惊人的加薪。结果呢？现在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369倍，是薪酬公开前的三倍。
从这个角度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官们即便是顺利拿到贿款也不敢用，但他们依然会不断寻求贿款，且数额越来越大。我们总是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官员也需要幸福感，但这个问题总是被一些意识形态左右，把官员作为国家管理者“衣食父母”，想想我们在小时会特意思考父母的幸福感吗？但官员们确实需要幸福感，而且这种幸福感能得到的方式很少。普通人的幸福感可能来自工作、社交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官员从繁忙琐事中很难说有确切幸福感存在，尤其是大官员不停调度。同样的道理，他们作为管理者、领导者不可能与普通人建立真正的友谊和社交关系。兴趣爱好，特殊保密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时候就出现经典的现象：当你找不到自己真正要想要的，就用社会普遍价观，无非就是名和利。
“名”和权是接近的东西，你抬我的庄、给我面子就会满足我的价值观中的快乐（别人都说这样很快乐），你给我钱我就会很快乐。同时，收入多少和幸福程度的关联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这一点已经反复得到了证明（事实上，这种关联相当薄弱）。研究证明，最幸福的人并不在个人收入最高的国家里。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劲地争取高工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嫉妒。“一个人对工资是否满意，取决于他是否比他未来老婆地姐姐或妹妹地老公挣得多。”官员们也互相攀比，你能比身边的人（或者已知的某个人）赚的更多，越被尊重（即便是取意奉承），胆子越大，你就越是满足。越是达不到这些就越是不满足，越是不幸福。“富人嫉妒的是比自己更富有的人。”一个每年受贿1000多万的官员缺钱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文/叶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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