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先生去世后，人们在哀悼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之余，也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免于饥饿？很多人下意识认为是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等新粮食作物品种的出现，十几亿中国人仍然在饥饿中。
不过，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近几十年来的粮食产量史，就可以发现，杂交水稻等新粮食品种的作用虽然不可低估，但是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是改革开放，而不是杂交育种技术；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与农村经济政策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而跟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杂交育种推广面积关联性不大。
1978年以后，我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生产力被解放，农民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产量也迅速增加，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3.04亿吨，1984年增加到4.07亿吨，人均产量从316公斤提高到390公斤。
这是我国历史上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阶段，我国粮食产量从2亿吨到3亿吨用了12年，而从3亿吨到4亿吨只用了6年；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提高了17公斤，而从1978年到1984年提高了74公斤。可以说，这六年我国解决了人们吃饭的问题。
（中国粮食增产的两个高峰期，1978—1984、2004—2010，都是农村政策大幅放宽时代）
这期间，杂交水稻推广对粮食增产起的作用多大呢？我国1975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1978年达到7600万亩左右，此后几年始终在8000万亩上下徘徊，没有多少增加，仅占水稻种植面积的15%左右，占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5%左右。
而与此同时，我国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保持1700万吨的增量，也就是说在杂交水稻面积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国粮食总产却迅速提高，这说明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主要是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化肥、农机普及率迅速提高的功劳。
如果细究，当时的杂交水稻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有多大呢？按照农业部全国种子总站的统计，1976年至1986年，全国杂交水稻平对于亩产贡献增加均值为50公斤，1984年的杂交水稻面积比1978年增加5600万亩，这就意味着为粮食增产的贡献为280万吨左右，仅占这期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值（1亿吨）的2.8%。
杂交水稻的广泛推广是1984年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此后十年间每年种植面积都增加1800万亩左右，1995年达到历史顶峰，面积为2089万公顷（折合3.1亿多亩），占全国水稻种植总量的68%。如果按照各种杂交水稻研究机构的数据，新增的两亿亩杂交水稻，至少可以使我国稻米产量提高3000万吨，亩产提高150公斤。
然而，这期间我国水稻总产量仅提高700万吨，亩产仅仅提高43公斤。1995年后，我国水稻产量更是一路下滑，到2003年产量跌倒1.6亿吨，比1984年还少1800万吨，可见，杂交水稻并没有挽救中国粮食生产的颓势。
反而是2004年以后废除一切农业税费、加大对农民的补贴、一号文件回归农业的“第二次农村改革”，再次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飞跃。虽然这期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6000多万亩，但是2004～2010年短短6年间，我国水稻总产量提高4700万吨，亩产提高32公斤，这个六年堪比1978～1984年的那个黄金六年，再次证明了：相对于农业技术，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水稻总产量，二者正相关性不密切）
为什么说生产关系调整对于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呢？站在农业科学角度，影响粮食产量的几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化肥使用量、机械化水平、小水利灌溉面积、农药地膜等。
改革开放对这几个要素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的变化，释放了劳动力的积极性，也增加了个体对农田的资本和技术投入；对外开放，外国农资生产技术的引进和产品的进口，使得农业生产彻底告别看天看地吃饭的传统模式；分田到户，促进了小水利的普及、灌溉精细化，对增产也有重要意义。
但凡从事过农业的朋友都明白，粮食增产是一个系统工程，种子只不过是其一个环节，并且在农业科学研究中的，上面列举的几个因素更具有基础性作用。俗话说“纲举目张”，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粮食增产的“纲”，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影响因素也迎刃而解。
如果往更深处讲，改革开放后废除了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农民迁徙的束缚，这对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的作用更不可忽视。尤其是对于那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成为农民改变生活处境的最重要出路。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也进一步带动了农民的增收和食品的多元化。
就杂交水稻等农业技术创新而言，改革开放对其驱动影响也是决定性意义的。如果了解杂交水稻发展史，就可以知道，杂交育种研究虽然是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但是其主要成果是改革开放后做出来的，从1978年的356公斤逐步提高到今天的1000多公斤。
袁隆平先生和他所在的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接连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农村经济发展对技术的渴求，科研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对科研活力的释放，专利保护市场化的科技转化体制对科研积极性的激发。
可以说，只有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农业技术和经济才能达到相互激励的良性互动，而在过去不会产生今天意义上如此伟大的袁隆平的。
在此讨论“到底是什么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这个严肃的话题，没有任何对袁隆平先生不尊重、故意贬低的动机。即使肯定改革开放对于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性意义，也丝毫不能动摇袁隆平先生的历史地位：他对世界粮食增产的贡献是无人能比拟的，对中国人民饮食多元化、国家粮食安全也有深远影响；他无论是在艰苦时代，还是功成名就的时候，都坚持不懈搞科研，真正做到了毕生为人民的福祉呕血奋斗，他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无论如何，他都是历史的一个耀眼坐标。
有朋友总结道：“中国人吃饭靠两平”，即邓小平和袁隆平分别代表的管理体制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改革，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虽然二者都不可偏废，但显然经济体制变革更起决定性作用。有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才有了后来8亿农民免于饥荒的自由和迁徙的自由，也才有了后来给中国带来历史性变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作者：BJ王明远，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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