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劳动力拐点与通胀传导

通胀到底是一个短期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引发了市场的激烈讨论。次贷危机以来，全球持续处于低通胀的环境当中，主要原因包括老龄化、全球化等等。而疫情之后，短期通胀又开始快速回升，过于积极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工业品供给弹性不足，低碳转型等因素占据主导。从刘易斯拐点+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中国正经历劳动力结构转型和服务价格上升的过程，在成本端和需求端推动了工资的上升，可能触发“工资—物价螺旋”过程，对长期通胀的作用方向是向上的。不论是产业转型、劳动力短缺还是低碳转型都是支撑通胀的长周期因素，或将带来国内长期通胀中枢上移。

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描述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最终达到瓶颈状态，此时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此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势与变化，结合中国劳动力供给与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趋势，我国已经跨过了刘易斯的第一个拐点。我们通过刘易斯拐点的视角看待中国劳动力成本与服务价格的转折，进而从成本推动的角度分析拐点前后的通胀中枢的变化。

基于劳动力与人口的视角，可以把经济体工业化的阶段进行划分。辜朝明在其著书《The Other Half of Macroeconomics and the Fate of Globalization》中，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经济体、成熟经济体和被追赶的经济体，分别对应图1中的第Ⅰ阶段、第Ⅱ阶段和第Ⅲ阶段。

第Ⅰ阶段：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此时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随着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右移，资本所得为劳动力供给曲线、需求曲线与y轴形成的三角形，呈非线性增长，而劳动所得为供需交点向下作垂线形成的矩形面积，呈线性增长。在这一阶段，劳动所得的线性增加是由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导致的。在劳动力供给中形成买方市场的格局，雇主将工资压低在最低工资水平。因此在第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劳动收入的低水平导致消费不足，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得更多地用来储蓄和投资，并由此形成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低、服务业水平不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比较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

第Ⅱ阶段：经济进入第Ⅱ阶段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劳动力工资开始出现普遍上涨的现象，其中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涨幅更大。拐点过后，工资和劳动收入的上升趋势会随着劳动力供需的缺口发生变化，当供需矛盾加剧时，工资可能会呈现指数上升的趋势。由于工资的上涨，城乡之间、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收窄。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提升边际消费倾向，此时劳动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随之增长。在资本积累和消费升级的带动下，投资活动持续扩张，工业化的进程将持续推进，但速度显著放缓。

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外加货币供给、需求和通胀预期的作用会使得通胀中枢上行。在价格中枢方面，工资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从而出现要素价格向终端商品价格、上游价格向中下游价格传导的价格上升过程，最终演化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历史文献认为，工资增长的冲击导致的物价上涨也需要伴随货币当局稳定经济与就业的货币供给增加（Hicks(1975)、Mishkin(1984)）、需求的增加（Machlup(1960)、范志勇(2010)）、通胀上升的预期（Friedman(1968)、Phelps(1970)）等条件才能产生持续的通胀效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也得到有力印证。

观察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转型过程，可以从中窥得二元经济模型下，各国在转型前后面临的劳动力约束以及通胀中枢的变化。本文选取以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为代表的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及以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作为判断中国内地经济转型的对比与参照。

本文以公认的各国通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为基础，结合中国内地与各国、地区的经济数据对比展开分析。一般认为，二战后，欧美经济率先复苏，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跨过刘易斯拐点。东亚经济体中，日本、新加坡在20世纪60-70年代跨过刘易斯拐点，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则在20世纪80-90年代跨过刘易斯拐点。对于中国内地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虽有争议，但总体区间也在2005-2015年之间。辜朝明（2018）中也对欧美经济体和东亚经济体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有所讨论，本文参考历史文献，并结合各国的人均GDP增速、真实工资指数、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等指标，将按照下表的时点作为0点进行分析。

刘易斯拐点前后，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均有大幅上升的趋势，折射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将前文确定的0点基准年工资指数确定为100，从制造业工资的角度来看东亚经济体跨过刘易斯拐点后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缺口，可以发现名义工资指数整体呈现指数上升的趋势。跨过拐点后，各经济体的制造业名义工资增速明显加快，其中日本与韩国在相同的时间内增长了接近3倍，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增速类似，均为2倍左右。实际工资指数反映了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居民实际收入，尽管增加的速率和倍数有所不同，但都延续指数增长的趋势，中国内地和韩国的实际工资指数涨势靠前，折射出劳动力短缺问题。

刘易斯拐点后，向中心城市的人员流动趋缓，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中心地区迁移的速度趋缓，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减少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城市高工资的吸引下向城市聚集的农业人口逐渐达到动态平衡，劳动力不再仅获得恒定不变的工资，新进入城市的低端劳动力开始获得议价能力，工资水平得到大幅增长。从人口流动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刘易斯拐点，日韩在跨过刘易斯拐点后的15年内，向大东京地区、大首尔地区的人口迁移开始大幅下降，同时伴随着劳动争议数的激增。

受制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选择用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迁移数的变化趋势作为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迁移指标的替代。总体而言，在经历刘易斯拐点后，向北京、上海迁移的人口呈现高点回落的趋势，与此同时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数则一路猛涨，并在7年内翻了一番。虽然劳动力整体水平上升和城市化水平趋高，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收入提升与城市的高工资的吸引相平衡，农村向城市移动的速率放缓，需要工资提升或更进一步的外部性才能使得人员单向流动再次打开。

在经济发展与全球产业转移与升级的视角下，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变与产业升级也遵循相似的发展脉络。回顾美国、德国、英国等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以及与中国地处相似地理、文化环境的东亚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可以发现这些经济体相继经历了工业向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过程。二战后，在四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下，中低端产业由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拥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也是全球产业转移下的缩影。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中低端产业开始向德国及日本国转移；上世纪70-80年代，日德的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等国/地区转移；上世纪90年代-2010年，全球中低端产业开始向中国内地转移；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内地开始逐步向东盟及世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转移中低端产业。

分析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型过程可以发现，工业在GDP中的占比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决定将劳动密集型和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并由此开启了为期四十多年的“去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从制造业向知识产权和服务业转移，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即使在2010年推出了“出口倍增计划”以及2016年的“企业回归”战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仍呈下滑趋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旦在国家政策层面、发展阶段、货币政策、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加持下开始了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第三产业占比提升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只会在斜率上有所区别。

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区间，第三产业对从业者的更高标准与从业人员的不足推动工资上行。观察我国产业转型对劳动力结构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从不同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来看，第三产业平均工资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中低端劳动力开始接受职业教育，提升自身技能与素质，向以服务、消费为主体的第三产业过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消费、生活质量、健康需求的提升将对服务行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在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和劳动力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增加，并进一步获得工资的定价权，实现名义工资和隐含收入的增长。二是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居民不断扩张的服务和消费需求催生劳动力供给端持续加大对岗位从业人员的需求，在劳务市场形成求职者占主导的市场，也会为求职者获得定价权提供优势。

产业转型带来的对劳动力质量、数量的需求以及劳动力面对的生活成本是引发工资上升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决定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劳动力质量、供需缺口、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在产业变迁的大环境下，劳动力质量整体向上、供需缺口的存在推动工资上升是毋庸置疑的。不容忽视的是，伴随劳动力结构转移的还有城市生活的消费升级和成本上升。只有维持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抵消社会生活的综合成本，最终在工资收入中体现。

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下，物价上涨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传递。在一国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推动各部门工资趋于一致，虽然非贸易的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及可贸易的工业部门，但服务业工人的工资也会跟随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上涨，从而带动非贸易品部门产品价格上涨。

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间可能形成工资与物价水平螺旋上升的现象。孙国峰曾在2011年的文章《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刘易斯拐点和结构性通货膨胀》中指出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上升带动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作为非贸易品代表的农产品价格较快上涨，而贸易品价格上升较慢，进而使中国面临较大的结构性通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课题组2012年的论文《我国通货膨胀中的劳动力因素研究——基于刘易斯拐点的视角》，也发现了非贸易品部门向贸易品部门传递的物价上涨效应。劳动力的转移使得经济体内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不断提升，需求端因素导致城市非贸易品价格上涨，而闲暇的机会成本提高以及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升非贸易品部门工资的上升，进而形成“工资—物价螺旋”的持续过程。

从欧美发达经济体与东亚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与核心通胀的趋势来看，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工资指数的影响外，二者是高度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工资为代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成因的论断。

过去中国虽已跨过刘易斯拐点并正在经历产业转型，存在产业间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但“人口红利”仍存。中国是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户籍制度的放开、工业化进程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举措使得我国劳动力开始从农业部门快速向工业部门流动。2010年前后，我国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频现“用工荒”现象，折射出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供给趋紧的现象。但是需要区分的是刘易斯拐点所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短缺与人口红利。近年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迅速下降，农业生产率增速加快，劳动力工资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2-2013年达到峰值，但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较为缓和的。劳动力的区域与产业转移推动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升能够带来“二次人口红利”。

随着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滑，产业转型与刘易斯拐点下的剩余劳动力短缺可能带来“工资—物价螺旋”过程。随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我国产业转型的趋势不断加快。工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提高，服务业的需求也日趋旺盛，服务业工资作为成本端与服务业需求的需求端同时拉动城市非贸易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贸易品价格的上涨。经过两个层面的传递效应，形成产业转型与劳动力转移，最终或将通过工资与需求对整体的通胀水平形成提振。

产业转型和劳动力短缺是影响长期通胀的潜在因素。通胀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长期来看抑制或推升通胀的因素都非常多。次贷危机以来，全球持续处于低通胀的环境当中，主要原因包括老龄化、全球化等等。而疫情之后，短期通胀又开始快速回升，过于积极的宏观政策，工业品供给弹性不足，低碳转型等因素占据主导。通胀到底是一个短期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引发了市场的激烈讨论。从刘易斯拐点+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中国正经历劳动力结构转型和服务价格上升的过程，在成本端和需求端推动了工资的上升，可能触发“工资—物价螺旋”过程，对长期通胀的作用方向是向上的。不论是产业转型、劳动力短缺还是低碳转型都是支撑通胀的长周期因素，或将带来国内长期通胀中枢上移。

作者：明明，文章来源明晰笔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