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纽交所上市。仅两周后，国家网信办会同多部门，以及国家安全部联合进驻滴滴，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滴滴不顾政府对于其数据安全的警示，先斩后奏赴美上市，引起监管的震怒。遥想到2021年4月份，阿里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182亿人民币，这一次，滴滴或许也在劫难逃。
滴滴上市后不久，7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阻止了虎牙、斗鱼直播的合并，而这两家都是由腾讯控股。紧接着，7月23日，腾讯音乐因为垄断地位被处罚，并被责令取消独家版权协议。
“滴滴出行”遭遇下架
可以看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几家互联网巨头相继，被不同程度地敲打了一番，反垄断的势头前所未有。
政府的频频出手，也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在2021年这个时点，进行互联网反垄断？
而政府的监管重锤落下后，对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中国的产业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撼动呢？
互联网也曾是“小甜甜”
1999年，当美国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英语老师在西湖边的小区里，喊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口号。
自此，中国也开启了群雄并起的互联网时代。
诚然，所有互联网公司在创立之时，愿景几乎都是美好的。互联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相信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过去“电脑城”、“百脑汇”被坑的经历。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脑配件品种，它们的真实性能和价格，这些信息一般只有卖家才能掌握。因此“小白”去配电脑，很容易被商家所忽悠，用高价格买了低配置。
但是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普及，电脑配件的价格和性能透明化，店铺评价一目了然。现在普通人大多都在电商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被坑的几率大大降低。
再说打车，由于出租车牌照受限，大家肯定还记得十几年前打车的困难程度，以及各种黑车的猖獗。滴滴等打车平台出现后，高额补贴激励下，司机涌入打车行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打车难”的问题。
往大了说，互联网企业还为中国创造了大量GDP和就业。
以前段时间爆火网络的山东菏泽曹县为例。2018年，曹县电子商务销售额达158亿元，淘宝村113个，全县通过电商直接带动脱贫2万余人，占全部脱贫人口的20%。如果没有电商，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可能还处于看天吃饭的境地。
山东曹县 因汉服产业而爆红网络
打车行业，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岗位，外卖行业，创造了700万个就业岗位，两个几乎占全国第三产业就业的7%。
如今大火的直播行业也是如此，给了普通老百姓另一个出路。它的本质相当于把明星“平民化”，过去只有在电视机、电影院里受过专业训练的俊男靓女，才有机会展示自己，但现在不论是工地工人、还是山区农民，只要有闪光点都能借助互联网发光发热。
因此在2015年、互联网行业的顶峰期，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互联网+”战略，不管是经济、思想、文化、科技，都要尝试挂钩互联网，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各级政府也为互联网公司提供各类优惠政策，要地有地、要人有人，各大互联网公司高管一度成为地方的座上宾。
总之，互联网之于国家、政府、企业亦或是年轻人，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时代红利。
屠龙勇士终成恶龙
任何一个行业过了增量时期，进入存量竞争之后，企业为了赚取利润，会越来越不择手段，成为当初那个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
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曾在创立之初喊出“Don’t be evil”（别变邪恶）的口号。它口中的邪恶，指的是90年代末微软公司靠着垄断Windows系统，销售捆绑软件的作恶行为。
但等20年后安卓系统做大，谷歌自己却把这条座右铭忘记，准备对曾经免费的各项安卓服务收费，引发消费者的极大反弹。
在西方，这叫做“屠龙勇士终成恶龙”；而在中国，人们称其为“店大欺客”。
2018年，中国网民数量8.29亿，达到顶峰，宣告了互联网“红利期”的结束。
2018年后，网民数量增速放缓
在“跑马圈地”的早期阶段，成功胜出的诸多互联网企业，为了收回早期投入、赚取更多利润，它们开始将刀口指向被圈起来的消费者。
在电商行业，个别电商大平台在购物节时，开始要求商家进行“二选一“——不能在其他平台开店，否则不给流量曝光。外卖平台也是如此，很多商家只能在美团、饿了么二选一，不然会被外卖平台所“雪藏”。
网约车行业，之前吞并了优步、快车的滴滴一统江湖后，开始了提价之路。消费者发现，提价之后的“快车”，并不比出租车便宜。
不仅如此，打车费变贵的同时，平台降低补贴、提高抽成，导致司机收入下降。很多司机再度退出打车行业，让“打车难”的问题又回来了——早晚高峰时期，动辄上百人排队等待叫车，令消费者头疼。
互联网企业最为人称赞的，就是它们改善了消费体验，而如今在种种垄断行为之下，曾经的硕果已经寥寥无几。
更值得警惕的是，与一般行业的垄断不同，由于互联网作为流量入口的特殊性，行业龙头不仅仅在本行业内垄断，甚至跨行业扩张，进入金融、媒体等关键行业，引发系统性风险。
譬如金融，经过2020年秋天的“外滩风波”之后，蚂蚁金服的“消费贷”模式逐渐为外人所知。
支付宝作为流量入口，一边向消费者提供大量贷款，一边将这些贷款打包卖给身后的银行。作为流量通道，蚂蚁金服自身并不承担风险、却坐收通道费用，掌握着关键的金融数据。
因此，一旦哪一天蚂蚁金服为了业绩需要、滥发贷款，它身后的银行也依然被蒙在鼓里，金融风险由此产生。
2007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如此，而具有垄断地位的蚂蚁金服，完全有能力带来一场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再说媒体，近几年互联网巨头通过股权收购，掌握了不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它们也因此有了潜移默化操纵社会舆论的能力。
引起监管警惕的，则是发生于2020年4月份的“蒋凡出轨”事件。作为天猫总裁，蒋凡被其原配曝出出轨女网红，很快登上微博热搜。但微博却删除原配微博、撤下热搜话题，压制舆论的意图明显。
因“蒋凡事件”，微博被罚停更热搜一周
微博这样做的原因，与它背后的第二大股东、持有30%股份的阿里脱离不开关系。互联网巨头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互联网反垄断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市场效率、改善消费者体验，更是有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
互联网反垄断，是一次国家道路的抉择
20年前，国家扶持互联网行业的深层原因，是看到了互联网，为大洋彼岸的美国带来了滚滚财富和利润。
今天，世界前五大互联网公司“FAAMG”（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均为美国公司，它们的市值加起来高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1.6个日本GDP。
政府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能像“FAAMG”一样，为我们带来富强。
我将其称为“美国模式”。
然而现实却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虽大——可以挣中国人的钱，但却不强——没法挣外国人的钱。
以滴滴为例。作为中国打车平台龙头，2020年滴滴营收1400亿美元，字面上是其美国竞争对手优步的2倍。然而在海外收入方面，滴滴海外营收，仅是优步的1/6。
相比于优步，滴滴在海外营收方面逊色许多
即使如阿里这样的巨头，相比海外竞争对手，也逊色许多。2020年，阿里巴巴集团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年营收额相差不多，均略高于1000亿美元。然而，亚马逊海外营收300亿美元，是阿里的4倍。
没法挣外国人的钱，中国又如何才能富强呢？
当然，我们并不能过多苛责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们，因为它们在海外经营方面，有其先天障碍。
广义来讲，互联网是一个国家宣传舆论与价值观的重要渠道。美国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横行世界，是因为美国是世界舆论和价值观的主导者，这是美国霸权的延伸。
相比美国，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中的地位逊色许多，因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出海，必然会遭遇种种困难。
当前，出海较为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或许就是字节跳动公司（Tiktok）。但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为难字节跳动，要求其出售美国部门，卑劣行径有目共睹。
其余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出海过程中，都或多或少都遭遇过“字节跳动式”的困难。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逐渐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短时间内，中国达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很难，因此仅靠互联网产业，无法赚取大量的海外财富，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国体，我们必须转变发展道路。
而中国新的发展道路，我将其称为“德日模式”，也可以叫做“华为模式”。
华为我们都很熟悉了，作为5G技术的领导者，华为在世界5G市场中，占据了35.7%的市场份额，排名稳居第一位，大幅领先于排名第二的爱立信。
2020年，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华为依然实现了3000亿元的海外营收，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早些年，华为海外营收占比一度超过一半以上）
为什么相比于互联网巨头，华为公司无论是出海成绩、还是抗压能力方面都更为出色？这主要源于科技“硬创新”和模式“软创新”的区别。
互联网的“模式创新”，很容易复制并引来竞争者。美国有了谷歌，中国就有了百度；美国有了优步，中国就有了滴滴。
只要一国政府动用行政力量打压，头部公司“大而不强”的滤镜很容易破碎，竞争者很快就会填补公司退出后，留下的市场空白。
然而高科技的“硬创新”却不同，不容易复制、竞争者少。华为被打压后，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公司，提供和华为一样廉价且优质的5G服务，因此华为依然可以从海外大量赚取利润。
在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对华“围追堵截”，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严峻考验的当下，走“华为模式”而不是“互联网模式”，或许成为今天中国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
而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更多地赚取世界财富、才能晋升为发达国家。
一场“腾笼换鸟”已经开始
曾经，我们寄希望于互联网公司，靠着资金和人才优势，去研究底层基础技术。
但互联网公司先天靠着“模式创新”成长起来，意味着他们做大后，只会一遍又一遍地挖深自己的护城河、形成垄断，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这样的公司，对内，损害消费者权益，造成系统性风险；对外，抗压能力弱，又无法赚取大量的海外财富。
因此未来的中国，必须和德日一样，走发展高端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而不是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一味盲目地去学美国。
但过去十几年来，由于行业发展惯性，互联网产业已经聚集了太多的资金和人才。风投资本，总是流向“赚快钱”、容易变现的互联网公司；各大学高考录取分数线，IT专业分数往往最高，而制造专业却被讽刺为“不赚钱的大国工匠”，分数最低。
这些都已经损害到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因此，这一次的互联网反垄断，将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产业“腾笼换鸟”的开始。在政府的指挥棒下，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将从互联网产业中抽离，投向高端制造业。
而我们所有人，都将见证这场产业巨变的发生！
作者：柏年，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柏年说，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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