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时任日本央行副行长明确“促进就业是日本央行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的一部分”，但与美联储不同的是，促进就业并非直接出现在日本央行的法定职责或目标中。
日本央行关注程度最高的就业指标是失业率以及工资增长。
从失业率来看，此前除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次贷危机后有一轮失业率趋势上行之外，其余时间段日本失业率基本都在回落（多数年份处于2%-4%之间），且一直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对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通胀水平（剔除消费税影响后）都低于2%，即日本通胀目标基本就没有实现过，甚至多年出现通缩的情况。
所以，不同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央行一直以来是抗通缩而不是抗通胀。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9月日本央行于全球率先引入“通胀超调承诺”（即允许通胀水平超过2%的目标）并采用收益率曲线控制加以配合的原因。日本央行希望借此改变日本市场根深蒂固的通缩观念和低通胀环境。
那么在通缩压力下，就业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综合日本央行的分析，工资增长乏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简单而言就业的“量”虽然足够但“价”过于低迷。从这个角度观察，日本央行更为关注工资增长。
那么为什么日本工资增长乏力？首先，失业率虽低但实际有效需求不足，低通胀环境制约工资增长。其次，抑制失业和“向下工资刚性”的制度制约工资增长。
疫情之后日本央行更加关注就业，但没有明显货币政策框架调整。这是因为此前日本央行已经有“通胀超调承诺”（类似于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再加上日本本土疫情防控明显好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此外，虽然疫情也对日本就业产生冲击，但在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政策支持之下，疫情之后破产企业数量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失业率也明显低于次贷危机时的水平，就业走弱幅度明显低于经济衰退。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反复的影响下，当前日本通缩压力和就业压力同时存在，因而日本央行仍会继续量化宽松以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推动经济就业增长。
此前我们已经对美联储的就业观点进行梳理分析，本篇主要聚焦日本央行。
就业：日本央行法定职责的视角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虽然时任日本央行副行长明确“促进就业是日本央行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的一部分” ，但与美联储不同的是，促进就业并非直接出现在日本央行的法定职责或目标中。 与美国类似，二战之后日本开始对就业问题进行立法。 由于战争原因，1946年日本失业人口多达1300万，当时大藏大臣石桥湛山根据凯恩斯理论首次强调了充分就业思想。日本政府先后颁行了《职业安定法》、《失业保险法》和《紧急失业对策法》，叠加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就业情况大幅改善。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情况恶化，在如此背景之下日本在原来《失业保险法》的基础上修改扩充成《就业保险法》一方面对企业解雇职工严加限制，另一方面将就业调整补助金制度化，对维持就业的企业予以资助。叠加有终身雇佣制的微观基础，日本失业率即使是最差的年份也基本上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 从失业率来看，此前除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次贷危机后有一轮失业率趋势上行之外，其余时间段日本失业率基本都在回落（多数年份处于2%-4%间），并且一直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对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通胀水平（剔除消费税影响后）都低于2%，即日本通胀目标基本就没有实现过，甚至多年出现通缩的情况。 所以不同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央行一直以来是抗通缩而不是抗通胀。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9月日本央行于全球率先引入“通胀超调承诺”（即允许通胀水平超过2%的目标）并采用收益率曲线控制加以配合的原因。日本央行希望借此改变日本市场根深蒂固的通缩观念和低通胀环境。 综合日本央行的分析，工资增长乏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简单而言就业的“量”虽然足够但“价”过于低迷。从这个角度观察，日本央行更为关注工资增长。 首先，失业率虽低但实际有效需求不足，低通胀环境制约工资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基本面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外宏观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得加人口加速老龄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次贷危机之后，日本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大部分年份实际GDP增速都小于1%，通胀（剔除消费税影响）和工资增长也一直保持低迷，持续的低通胀环境通过市场预期自我加强，进一步制约通胀和工资增长。 其次，抑制失业和“向下工资刚性”的制度制约工资增长。 次贷危机后，就业端的政策支持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日本央行对于企业的金融支持，使得危机后更多企业能够存活不至于破产；二是就业政策对于抑制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要求。这两者共同使得日本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位。 同时，日本存在较为明显的“向下工资刚性”，在经济下行，甚至衰退期间（如次贷危机期间），企业不仅难以裁员，工资还难以调降，因此在经济复苏期间（如次贷危机后）企业便不愿提升工资。 抑制失业和向下工资刚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有效性，自然带来工资增长缓慢。
总结来看，日本央行主要通过以下指标来观察就业和工资收入情况 l 失业率、求人倍率、就业人数 其中，关注程度最高的就业指标仍是失业率以及工资增长。 虽然日本央行有具体的通胀目标2%，但对于就业仍没有设定明确数值上的目标。不过日本央行仍有对充分就业仍有具体定义，只是在不同时期定义有所不同，例如： l 2015年8月-2017年初：充分就业对应的失业率水平约为3%-3.5%。 l 2017年5月-2018年上半年：下降到2.5%-3%左右。 l 2018年下半年-疫情前：下降至2%-2.5%之间。 整体来看，疫情前失业率水平在逐步下降，2015年到疫情前日本基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对于工资增长，日本央行也没有设定具体目标，但基本也没有超过2%。此外，日本央行还会关注每年春季企业管理层与工会谈判协商当年工资涨幅的情况，因为这很可能影响到当年实际工资增长。
1. 疫情之后日本央行更加关注就业，但没有明显货币政策框架调整 疫情以来，日本就业人数的同比为负，主要是由于非正规就业人数减少，特别是餐饮行业以及旅游相关行业。此外，雇员现金收入总额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非计划现金收入和奖金减少。 面对疫情冲击，日本央行曾提到“最重要的是保护就业和企业 ” ，并且多措施支持企业融资和生存，同时来缓解就业压力。 不过，由于此前日本央行已经有“通胀超调承诺”（类似于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再加上日本本土疫情防控明显好于其他欧美发达经济体，因而疫情之后日本央行并没有明显的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这说明疫情之后就业在日本央行眼中的重要性不像美联储那般有显著提升。 在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政策支持之下，疫情之后破产企业数量仍保持在较低水平，日本失业率最高时仅回升至3.1%左右，明显低于次贷危机时的5.5%。这也使得疫情之后就业走弱幅度明显低于经济衰退。 当然，随着今年1-6月日本疫情有所反复，去年下半年的就业改善步伐有所中断。并且，不同于欧美的通胀水平接近甚至大幅超过通胀目标2%，今年以来日本通胀水平依旧低迷，同比仍为负值，面临一定的通缩压力。 因此，当前日本通缩压力和就业压力同时存在，均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后续日本央行仍会继续量化宽松以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推动经济就业增长。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时任日本央行副行长明确“促进就业是日本央行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的一部分”，但与美联储不同的是，促进就业并非直接出现在日本央行的法定职责或目标中。 从失业率来看，此前除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次贷危机后有一轮失业率趋势上行之外，其余时间段日本失业率基本都在回落（多数年份处于2%-4%之间），并且一直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对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通胀水平（剔除消费税影响后）都低于2%，即日本通胀目标基本就没有实现过，甚至多年出现通缩的情况。 所以不同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央行一直以来是抗通缩而不是抗通胀。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9月日本央行于全球率先引入“通胀超调承诺”（即允许通胀水平超过2%的目标）并采用收益率曲线控制加以配合的原因。日本央行希望借此改变日本市场根深蒂固的通缩观念和低通胀环境。 那么在通缩压力下，就业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综合日本央行的分析，工资增长乏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简单而言就业的“量”虽然足够但“价”过于低迷。从这个角度观察，日本央行更为关注工资增长。 那么为什么日本工资增长乏力？首先，失业率虽低但实际有效需求不足，低通胀环境制约工资增长。其次，抑制失业和“向下工资刚性”的制度制约工资增长。 日本央行关注程度最高的就业指标是失业率以及工资增长。虽然日本央行对于就业没有设定明确数值上的目标，但结合日本央行的表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2015年之后到疫情之前日本一直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对于工资增长，日本央行也没有设定具体目标，但基本也没有超过2%。此外，日本央行还会关注每年春季企业管理层与工会谈判协商当年工资涨幅的情况，因为这很可能影响到当年实际工资增长。 疫情之后日本央行更加关注就业，但没有明显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如进一步提高就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此前日本央行已经有“通胀超调承诺”（类似于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再加上日本本土疫情防控明显好于其他欧美发达经济体，因而疫情之后日本央行并没有明显的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此外，虽然疫情也对日本就业产生冲击，但在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政策支持之下，疫情之后破产企业数量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失业率也明显低于次贷危机时的水平，就业走弱幅度明显低于经济衰退。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反复的影响下，当前日本通缩压力和就业压力同时存在，因而日本央行仍会继续量化宽松以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推动经济就业增长。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 政策不确定性，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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