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的税务计划堪比特朗普的贸易战

如果你期望在特朗普时代关税战和推特外交的大戏落幕后，乔·拜登政府会在贸易问题上回归正常，那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有不同的想法。

她周一宣布期望达成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这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冲击，几乎可以与特朗普决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相提并论。

两个现象作为现代全球经济的基本方面而存在关联。在损益表的上半部分，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企业削减了运营支出。在损益表的下半部分，他们对税项费用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新加坡和瑞士等低税率司法管辖区。

现代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这两项行动。我们曾经写过，在截至2018年的十年间，仅仅七个用于避税的离岸中心流经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达到约三分之一。根据《爱尔兰时报》的年度排名，爱尔兰最大的四家公司分别是苹果、Alphabet Inc.、Facebook Inc.和微软在当地的子公司。在截至2019年的十年中，对于每1美元投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仅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人口合计约10万人）就会收到大约76美分。

这种“投资”更多是以公司倒置重组和授予知识产权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建立真正的新业务。即便如此，这也对公司利润以及政府征税收入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经合组织去年的一项研究，减少此类行为的改革措施可给各国带来每年约1,000亿美元的效益。其他人估计的数字还要高得多：2018年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认为，全球的税收收入损失约为2.15万亿美元公司税纳税额的10%，而欧盟可能高达20%。

耶伦不是第一个建议严厉打击这种行为的人。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最初几年，此类行动就被认为是危机后政府预算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此类活动也就成为了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一个主要议题。

要说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那就过于夸大其词了。事实上，虽然国际清谈俱乐部有关此话题的争议一直没有结果，但过去十年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他们不再致力于防止利润外流，而是改为降低自己的税率。自2008年以来，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24个降低了自己的企业税率。只有7个提高了企业税率。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该问题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如果你可以将自己的税率降到低于瑞士（例如像英国那样），那么你就消除了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那里的主要诱因。问题在于，爱尔兰的税率为12.5%，而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根本不征企业利润税。这是一场逐底竞赛，富裕国家政府要想获胜，就只能大幅度削减开支，或是将越来越多的财政负担转移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肩上。

耶伦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但要想取得进展，挑战仍然很大。大公司和企业游说团体与中国打交道比与百慕大、荷兰和新加坡打交道要困难得多，但即使是在那儿，特朗普与北京的贸易战也遭到了明显的抗拒。只要这个世界不能就此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各个发达国家中最富有的公司就会从中大幅受益。鉴于避税策略对其经济的重要性，也很难让低税率司法辖区参与进来。

美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有强大的话语权。由于过去十年美国历届政府对美元的武器化，世界上各个国家无论自身是何规则，都必须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定。香港遭到制裁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工资只能收现金，就是因为哪怕是香港的中资银行也不会冒与美国司法部作对的风险。

如果真心想打击避税，那就意味着拜登政府应该能够找到办法。然而，过去十年失败的改革尝试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变革是否会到来。不管华盛顿怎么说，2030年公司税率下行的风险还是大于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