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一直是政策热点，一些明星企业家，还发出了个税1万元、甚至3万元起征点的呼声。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人认为，提高起征点可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同时减少申报时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减低成本运行。
不过，建议把起征点提升到1万元的前提是，1万元在中国不算高收入，而是一个常见的情况。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
有多少人缴纳个税？
在2018年3月13日的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从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至5000元，改革试行三个月来，减税约1000亿元，7000多万个税纳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
这个数据没有总量，只有增减量。那么，此前中国有多少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201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中国实际个税纳税人口只有2800万，占总人口不到2%。不过，2017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根据个人收入分布情况，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推算，推算结果显示，中国交个税的人数约为1.53亿人。
但即便采取后一数据，中国现在个税的纳税人数量为：1.53亿减去7000万，约8300万，占整个人口比例的5.7%。
14亿人，只有约8300万人在缴纳个税，这个起征点，并不是很低。所以，这种情况下，贸然的提升个税起征点到1万元，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人的收入分化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也就是说每个月3000元都不到。只计算城镇居民的话，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更高一些，为43834元，相当于每个月3600多元。显然，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富裕。
收入的结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根据2021年2月统计局最新数据，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
也就是说，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91元，而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1元，只有高收入户人均才过5000元。
所以，觉得月入万元稀疏平常，是一个大城市、中产、高学历的语境，并不是中国全部的真实情况。
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当中，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消费率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城市中收入最低的10%人群，农村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他们的消费率都接近10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0%。也就是说，是在借贷消费。
央行的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也就是说，前10%的家庭占了中国家庭总资产的一半，而最高的1%，占了中国全部家庭资产的17.1%。
虽然，这个数据比美国前1%家庭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38.6%，要均衡一些，但仍然意味着财富需要进一步均衡。
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对于促进消费，提升社会公平，都是有必要的。
起征点可以多样化
当然，贸然提升至1万元不合理，并不等于说，起征点不可以调整。
中国的个税起征点，经过多次调整。2006年以前为800元，2006年调整到1600元，2008年调整到2500元，仅仅三年之后，2011年又调整到3500元，2018年，又再次调整到5000元。
上一次调整已经是3年前了。这三年，不管是人均收入，还是物价指数，都在上升。个税起征点，不妨制度化、科学化地与这类指标进行动态化挂钩，逐年提升。实际上，在个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指数化、动态化调整。
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地区。
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和无锡。其中，前7个城市人均收入超过了6万元。上海是唯一一个突破7万元大关的，达72232元。这些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经济圈。这其中，长三角优势突出，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都在长三角。
一线城市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一线城市的优势来自于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收入行业。此外，一线城市的总部经济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但相比之下，中国的低收入地区，数字就不那么好看了。甘肃、西藏、贵州、青海这些地方，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万元。可谓差距悬殊。所以，在北上广深月收入5000元，与在西部县城收入5000元，它的实际购买力是有很大差别的。更何况，还有房价差别。所以，根据地区制订不同的起征点，是合理的。
3月5日下午，辽宁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提出，“在不改变个人所得税税制和税负前提下，给予东北地区按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计征的优惠政策”。
作为副省长提出的建议，自然有其专业性，值得重视。在我看来，这个建议不错，有好处，也可操作，从个税的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由此，还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提出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县域竞争”，又称“地方政府竞争”。地方降低税率，有利于吸引人才、资金，从而振兴当地经济。这就会引发各地竞争。
美国也存在激烈的州际税收竞争，美国各州税率不一样，以此吸引人才、企业。当然，考虑到个税是央地分享的税种，所以，背后的技术性操作还是很复杂的。
比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扣除制度
人的实际负担，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同样收入的人，一个人只需要养活自己就行，另一个还需要养老人、孩子。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相差也很大。
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个数据，就是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很多人觉得这个数字很低，其实，也未必。比如夫妻两人上班，两个孩子，两位老人，但没工作没有退休金。那么，夫妻两人，1个月收入1万，除以6人，也才1500多元。所以，总收入很重要，但除法威力更大。
所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如完善现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法规，让个税制度更加公平。
目前的扣除项目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这些扣除项目，针对当下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开支大头，进行扣除，达到了降税、减轻老百姓负担、藏富于民、刺激内需的目的。
但这些扣除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现在对于子女的养育，只针对教育进行扣除，考虑到现在育儿成本的多方面性，以及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不妨力度更大一些。比如，国家鼓励生育二胎，那么，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费用，是否可以做更大力度的扣除，从生下来就开始，而不仅仅是从教育开始。
再比如，纳税人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只能由纳税人本人扣除，也就是说，仅当本人患上大病之后才能扣除。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确有改善的空间。
在职的人不幸罹患大病后，劳动力丧失或部分丧失，企业会依法终止合同。这是合法的，而员工，连纳税的资格也没有了，也就谈不上扣除。这个时候，针对本人大病的扣除，实际意义就降低了。
此外，赡养60岁（含）以上的父母，以及其他法定的赡养支出，是可以进行专项扣除的。但遇到老人生病，则这种惠民政策几乎不能发生作用。患上癌症的老人，由于往往已经退休，不缴纳个税，所以，其本人不能享受到大病医疗支出的个税扣除。对子女来说，平时赡养老人开支不大，在交税的时候可以扣除，反而老人患病，开支陡增时，却无法享受扣除。
同样的，纳税人的子女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相关支出也可以扣除。但是，如果子女患上大病，由于未成年人不会交个税，所以，未成年人本人也是无法办个税的医疗专项扣除的。而且，理论上，因患病休学，就没有教育开支这一项，父母连子女教育专项扣除的资格也没了。所以，这不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成了雪中送冰了。
中国人应对大病，往往都是全家一起承担，所以，大病扣除，应当扩展到直系亲属，这更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
所以，把起征点提得很高，不合适，也没必要。但可以适度地逐年提高，也可以分地区实施。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个税扣除制度，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合理、更人性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
إخلاء المسؤولية: الآراء الواردة هنا تعبر فقط عن رأي الكاتب، ولا تمثل الموقف الرسمي لـ Followme. لا تتحمل Followme مسؤولية دقة أو اكتمال أو موثوقية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قدمة، ولا تتحمل مسؤولية أي إجراءات تُتخذ بناءً على المحتوى، ما لم يُنص على ذلك صراحةً كتابيًا.
اترك رسالتك الآ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