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3月3日，对于俄罗斯网络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大约从2月24日开始，一条消息通过网络不断蔓延和发酵。3月初，学校管理部门开始向家长发送警告讯息，惊恐的家长随即将之四处转发，学校老师开始接听和报告咨询热线。终于在3月2日，国家杜马议员伊琳娜·亚罗瓦娅向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后者采取行动。3月3日早上，调查委员会网站更新消息称，已经启动立案前调查，俄网监局也在随后表示，正在积极封锁相关内容并密切监控动向。
● 社交网络上出现的警告信息两则，左侧为一位担忧的母亲发给家长群的短信，其中称“TikTok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死亡和不幸事件中，孩子们被利用了……”右侧为学校发给家长的警示消息，要求家长与孩子就这一问题进行谈话 / 网页截图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条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的网络传闻：据说，3月3日在短视频软件TikTok上将会有号召青少年集体自杀的大规模行动。
没有人知道消息从何而来，甚至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为什么会选择3月3日。
3月3日过去了，在从政府、监管机构、学校到家长的严防死守下，这一天平静无波，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变成问题的，是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的TikTok。
“蓝鲸”回来了吗？
无论形式、内容、逻辑还是俄罗斯当局的反应，这次“3月3日”事件都让人联想起四五年前从俄罗斯出发，意外掀翻了全球网络的那条“蓝鲸”：2016年，一篇新闻特稿在俄罗斯网络上疯传，它声称，社交网络上存在为数众多的“死亡群组”，通过有意设计的程序，受其蛊惑的青少年会在不知不觉中下手终结自己的生命。
在当时，这篇文章就因存在逻辑硬伤而引发巨大舆论争议——没人能说清究竟是参与了游戏才想自杀，还是因为想自杀才参与游戏。其后不久，俄司法机关也公布调查结论称，并无证据表明提到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与网络群组有关。然而，漫长的故事刚刚开始，这个令人迷惑的初始设定在一年后几经转述和发酵，变成了一场名为“蓝鲸挑战”的全球规模网络恐慌。巧合的是，它被英国小报重新发掘出来、加以演绎和附会，从而发展成为全球爆款的那一天，也是2017年的3月3日。
● 2017年2月，俄罗斯一位自杀少女在最后一条动态中发了一张蓝鲸图片，很可能是后来“蓝鲸挑战”的得名原因 / 网页截图
五年过去了，有关“蓝鲸游戏”的传闻依然只是传闻，任何人都能察觉到整个叙述中存在诸多不合逻辑之处，在学术研究和网络公开资源当中，今天“蓝鲸挑战”获得的归类仅仅是“俄罗斯都市传说”，媒体报道中的受害者人数始终缺乏可靠来源，相关学者也一再出面澄清，认为自杀念头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到别人的看法纯属误解。
唯一坚持严肃对待这场舆论风波的，是2017年以后的俄罗斯政府。2017年6月，俄罗斯刑法典增加了“说服、呼吁或协助自杀”一条，如果事涉未成年人，相关罪名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同年7月，“死亡群组”案中唯一一个被捕的嫌疑犯、21岁的菲利普·布捷金被判刑3年零4个月。他于2019年3月获释，但直到2020年6月，俄新社仍在继续关注“蓝鲸”，并将类似的青少年自杀事件屡禁不绝归因为警方的执法不力。
五年以后，“3月3日”再次引起全俄家长的广泛恐慌，网络上流传着不止一份学生家长愤然写下的控诉信和请愿书，只是这一次他们的矛头指向的不再是隐藏在网络深处的看不见的恶魔，而变成了装在孩子手机和心里的TikTok。
当“3·3”无中生有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清“3月3日”的消息来自何处。俄罗斯网监局透露的消息称，从2月24日到25日晚22：00，TikTok上发布的、号召孩子们在3月3日实施自杀的多条短视频总观看量已达43.2万，随即被该机构删除，但它并未透露发布者身份。
● 阿基波娃公布的标签热度追踪结果 / 网页截图
社会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基波娃（Alexandra Arkhipova）对于近期TikTok上相关标签热度的追踪分析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按照她利用数据追踪工具录得的近三个月TikTok标签趋势，“3月3日”标签本身的热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关青少年自杀、“蓝鲸”和“死亡群组”的标签则在三个月时间里一直保持周期性回暖，这是因为媒体对于相关内容的报道热情始终不减，而它在过去三个月内也并未出现明显增长。
而在2月24日到25日，这些相关标签均未出现明显的热度波动。*
她同时指出，这段时间唯一一起可能与TikTok相关的青少年自杀事件甚至并不发生在俄罗斯，而是在邻国乌克兰——受一条短视频中提出的“挑战”影响，四个孩子吞下了大量药片，其中的两人最终不治身亡。恐慌情绪很快传导到俄罗斯并被反复渲染，尽管那条致命的视频仅仅是提出了“敢不敢吃下去瞧瞧”这样一个最为基础的激将法而已。
到3月2日，TikTok已经删除了相关标签“#3марта（3月3日）”， 并清理了“#суицид（自杀）”等标签下内容，TikTok俄罗斯发言人埃雷梅耶娃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平台算法足以自动识别并删除鼓励和诱导自杀内容，91.9%的自杀相关短视频都会在上传后的24小时内被自动删除。现在，对于“3月3日”的搜索结果已经被代之以一个自杀干预热线电话。
● TikTok搜索“3月3日”页面，结果被替换成了支持热线 / 网页截图
多家俄罗斯媒体对于相关标签内容的独立检索结果也都表明，在“抑郁”“我感到绝望”“勉强活着”等标签下，强调珍惜生命、劝阻自杀冲动的内容都占据了绝大多数，余下的则基本上确为分享自己生活，许多人仅仅是随手写下了心情记录。没有人找到过刻意诱导自杀的内容。
除此之外，对于“3月3日”，家长的消息主要来自学校，而在校的孩子们甚至常常是从家长口中才得知此事——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许多地区，学校在发送的那条警告短信中告诫家长，“我们要求您和孩子谈谈这个话题，再一次告诉他们，您爱他们。”莫斯科教育局向生意人报确认，这条短信确为各学校统一发送。
自杀顽疾
自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青少年自杀率问题日益凸显，201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俄卫生部门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俄罗斯15-19岁的青少年自杀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名列全欧洲第一。2009-2011年，俄青少年自杀总数超过1500人，而未遂案件又是死亡数字的三倍。
俄罗斯成年人自杀率并不突出，2000年以后还出现明显下降（不排除统计口径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青少年自杀率却一年高过一年。俄罗斯联邦儿童权利监察办公室在2019年公布的消息称，青少年自杀问题自2015年以来数据连年上升，每年增幅超过10%。
尽管与数据同步发表的分析结果认为，导致青少年自杀的最主要原因是家庭中的长期冲突状态（62%），以及学业压力、成年人冷暴力或融入集体方面的尝试失败等。但看起来，比起这些复杂而往往答案尴尬的细节，从政府到公众，都更倾向于将问题简化为另一个追问：是谁在引诱和操纵青少年自杀？
答案多种多样，每一个的诱惑力都很强：邪教，有心人士，或者是导致青少年沉迷的那些东西。
“蓝鲸”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2021年1月20日，圣彼得堡地方法院刚刚宣布封禁日本动漫《死亡笔记》，法庭给出的理由与刚刚过去的这场“3月3日”恐慌十分相似：由于有自杀的孩子被认为是《死亡笔记》粉丝，加上它本身的剧情，令人担心《死亡笔记》有诱导青少年自杀的危险倾向。
● 俄版《死亡笔记》动漫海报 / 网络
而在“蓝鲸”浮出水面之前，网络上存在“自杀俱乐部”的说法在俄语网络上已经流传了超过十年，几乎与网络本身的普及同时，在家长和教育者眼中，沉迷网络因此变得更为危险。2007年一篇相关的报道认为，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群组的原因是不够虔诚，“缺少对上帝的爱”，“蓝鲸”横扫全世界以后，俄罗斯父母和教育系统的主要反应则是：父母一定要密切监控孩子的网络浏览记录。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自2017年一直进行到2021年的对于网络“死亡群组”的打击并未解决让家长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孩子自杀之谜。对于青少年情绪状态，2018-2019年进行的数项调查给出了彼此相似的结果：莫斯科地区回答“缺少生活目标，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的青少年高达44%，在全俄范围内，回答“考虑过自杀”的青少年则接近了三分之一。
也是在2019年，紧急心理援助中心儿童自杀专家根纳季·班尼科夫与《报纸报》的采访中称，俄青少年群体中焦虑和抑郁状态的检出率太低，“大多数父母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患上抑郁症。”
流行即原罪？
前述对本次“3月3日”恐慌进行了实时追踪研究的社会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基波娃对媒体表示，她认为这次网络恐慌与五年前“蓝鲸”一样，仅仅是家长对于无法理解青少年世界的恐惧的另一次投射：“在当时，不受控制的互联网整体被视为一种危险，因此要求加强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而现在，这种危险被以TikTok的形式集中到了一起。”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TikTok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俄罗斯迅速崛起，尽管对应的俄罗斯办事处直至2019年9月才在莫斯科成立，当时活跃用户仅150万左右，2020年10月全俄活跃用户已超过2300万，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极为流行。2021年2月列瓦达中心一次民调的数据显示，TikTok的流行程度在俄罗斯已经超过Facebook。
● 2021年2月23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您访问哪些社交媒体？”受访人数1600人 / 列瓦达中心
它的爆红，也让它成了各种争议的暴风眼：2021年1月，随着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的回国和被捕，在接下来的街头示威动员过程中，TikTok成了政府和反对派双方眼中的危险之地：一边是TikTok比更为传统和老牌的社交平台如推特或VK更早地触达了年轻用户群体，几天内大量相关短视频的上传让政府如临大敌；另一边则是早早侦测到了异常动向，开始担心TikTok会成为纳瓦利内“利用青少年”罪证的反对派阵营。
尽管对于TikTok自身，这场风波无异于无妄之灾，但家长们对于TikTok的担心也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如何，这场以TikTok为背景的争执都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TikTok在利用我们的孩子。”
同一个观点也在“3月3日”的大恐慌中被惊恐的父母们反复引述，在他们发在讨论群，或是写给学校和教育部的投诉信当中，这种观点甚至进一步发展到了“TikTok向来以诱导孩子自杀的能力而闻名”、“TikTok已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死亡和悲剧事件当中”的地步。尽管事实远非如此。
而随着国家杜马和调查委员会相继作出反应，这次恐慌事件是否会进一步发酵，甚至推向问责、或是封禁TikTok？
3月3日过去了，围绕TikTok的风暴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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