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河北聚集性疫情还未结束，吉林出现了“1传19”的超级传播事件——1名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已导致吉林省3市19人感染，分布在通化市（12例）、公主岭市（6例）、松原市（1例）。
据吉林省卫健委1月13日通报，1月12日0-24时，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其中3例为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例为关联无症状感染者，均通过主动筛查发现。
此次通报中的无症状感染者3，后续导致了吉林多地多人感染。
其行动轨迹有几个关键点——
1月5日他从黑龙江南岔乘K350次列车（11车13号）抵达哈尔滨西站，与1月11日0—8时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同车厢。
1月7日从黑龙江双城堡乘Z174次列车（2车6号）抵达长春站，约15时从黄河路客运站乘客车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1月8日约11时从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乘客车返回长春站，乘坐K1383次列车（2车070号）返回黑龙江双城堡。1月9日从哈尔滨西站乘D124次列车（5车5A号）至长春站，随后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长春市高速客运站，于12时35分乘客车从长春市到通化市。
1月10日至11日在源升品质生活坊进行培训授课。
1月12日通化市针对黑龙江省推送的该人为密切接触者的信息，立即追踪到该人并对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临床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吉林出现1传19
感染者绝大多数是老人
13日，吉林通化市通报新增6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5人均参加过另一人的培训。这个“另一人”就是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此时培训班已经发生1传5疫情。这5人系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的负责人（男，37岁）和4名员工。
在吉林卫健委1月14日的通报中，再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松原市宁江区人，男，31岁）与其有关。此人1月7日从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富望居小区艾尚瀚邦养生馆自驾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马市客运站，将1月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接至艾尚瀚邦养生馆办班培训。
1月15日，吉林省通报的13例新增关联感染者中，12人参加过该无症状感染者3的培训活动。
7例无症状在通化市：6例系1月10日在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参加过培训授课的学员，1例是学员的丈夫。
6例无症状在公主岭市：均系1月8日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邦养生会馆参加过培训授课的学员。
至此，这名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已导致19人感染，分别是通化市（12例）、公主岭市（6例）、松原市（1例）。
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14人，年纪最大的是一名1940年出生的女性，已届81岁高龄。被感染者的13名学员及其家属中，有7名是70岁以上的老人。
据天眼查APP信息显示，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企业经营范围为保健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家用电器、日用品零售。
吉林13日通报的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的传播链此前已经较为明朗，极有可能系在1月5日南岔到哈尔滨的K350列车上被同车厢的长春市11日0-8时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传染，而这两人曾于2020年12月29日在望奎与无症状感染者共同乘坐一辆车。也就是说，传染链源头指向望奎。
1月13日晚，黑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国家疾控中心对病毒基因测序，绥化市望奎县所发生疫情病毒与大连疫情病毒毒株100%同源，是人传还是物传，还需通过流行病学进一步研判。
一天之后，黑龙江省绥化市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对病毒基因测序，望奎县2个病例和去年12月大连疫情病例病毒基因高度同源，目前并不能证明病毒是由大连传入的。具体病毒来源正在溯源中。
大连于1月11日公布了此轮疫情的源头。通过对截至1月11日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83例及相关环境，货物样本病毒的全基因度测序发现，病毒基因组与此前大连市以往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对比，均不同源，排除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且与我国既往已报告的输入性病例以及国内本土病例不存在基因关联性，是一次新的输入。结果支持传染源来自国外，初步判定此次大连疫情来源于污染了新冠病毒的进口冷链产品。
如何看待超级传播现象？
去年底以来我国散发的疫情中，大连就曾出现过“1传33”的超级传播现象。
辽宁省大连市自2020年12月15日报告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至2021年1月8日24时，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1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其中，一名确诊病例因参加家庭聚会造成10人感染，此后经传播累计导致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达33例。
如何看待超级传播者和超级传播现象？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介绍，新冠肺炎感染者里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并不传播，不会造成二代病例；但有少部分感染者或病人的传播数会超过基本传播数——3以上，会传播超过3个二代病例，这就构成了超级传播现象，这是新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各地疫情控制过程中，发现超级传播现象或超级传播者并不奇怪。
冯子健表示，新冠肺炎是超级传播现象非常突出的疾病，减少聚集性活动，是消除超级传播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在疫情控制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识别哪个感染者会扮演超级传播者的作用。当我们观察到超级传播现象时传播已经发生了，只能事后看在什么场所、什么样的环境下容易出现超级传播现象。我们对这些场所、对这些人群的活动采取更多的防范防控措施。”冯子健说。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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