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进行外汇交易,那么应该了解下面一些促成当前外汇市场的主要历史发展的简要介绍。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1944年7月,二战仍在欧洲和东南亚肆虐,来自44个盟国的730名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的华盛顿山酒店,参加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了在战后国际经济管理以及解决经济歧视和贸易战的孤立主义政策方面达成共识,很多人认为这种孤立主义政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
因此,此次会议的焦点是,消除所谓的“以邻为壑政策”(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减轻一个国家的经济困难的政策),鼓励国家间更自由的贸易流动。协议的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国际支付制度,部署保障措施,防止货币价值的大幅度波动或竞争性贬值,从而促进贸易。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外汇市场(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全球金融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是国家间首次为建立全面的货币制度而谈判,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部分要点自那时以来已被抛弃,但其遗留系统仍然存在于由其所产生的各种机构中。1944年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为世界银行的一部分)和关贸总协定。
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关键是货币价值与美元挂钩的各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率是固定的,每盎司黄金35美元。这实际上使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因期承担了黄金在金本位制度下曾经发挥的作用。除了成为世界货币之外,美元与黄金可兑换性使其成为最具购买力的货币。
此外,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方式(每一种货币都有自己的固定汇率)意味着,大多数国际交易是以美元计价的。考虑到二战后受冲突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也欠美国很多债,地缘政治和经济气候对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崛起是绝对理想的。虽然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在此期间,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的主导地位被美国取代。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持续到1971年,届时体系被美国总统尼克松促成的短暂的史密森协议所取代。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只持续到1968年,届时全球生产和贸易稳步改善,从1959年起,作为协议一部分的所有货币都享有完全可兑换性。
但事实证明,美元与黄金的关系是最终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问题,同时也会动摇美国为帮助欧洲复苏和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而背负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事实。早在十多年前,经济学家就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金价维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问题就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问题或许在1960年由经济学家RobertTriffin阐述得最为清楚。简单地说,特里芬困境表示,对于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美国赤字至关重要,但最终是帮助欧洲战后复苏的赤字必然会削弱人们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信心,并可能最终导致广泛的金融不稳定。
美元是唯一享受黄金可兑换的货币,二战结束时,美国持有约全球65%的黄金储备。然而,通胀导致生产更多黄金从经济上不是可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元涌入全球金融体系,美元和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没有变化,美元信心开始减弱,很显然,如果美元持有者想要自由兑换美元,美国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另外,存在一个黄金交易的自由市场 (独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央行进行的交易),导致人们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更便宜的价格购买黄金,然后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到1971年,美国持有的黄金仅够覆盖22%的外汇储备,而且还有560亿美元的储备赤字,另外美国还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这些债务被用来为总统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倡议以及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提供资金)。很明显,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无法维持。
1967年11月,英国将英镑从2.80贬值到2.40。1968年11月,一场交易所危机导致法国、德国和英国市场关闭。1968年8月,法郎从每法郎0.18克黄金贬值到0.16克黄金。同年10月,德国马克从0.25升值到0.273。
最终在1971年5月,德国马克和荷兰盾开始采用浮动汇率。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取消了美元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征收10%的进口关税,暂时限制了工资和物价。这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导致除法国以外的所有主要经济大国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开始通过购买美元进行干预。
1971年12月,10国集团签署了史密森协议,试图通过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来更准确地反映上世纪70年代初的市场压力,从而保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活力。美元以每盎司38美元的新价格重新与黄金挂钩,并被允许在2.25%的范围内波动,而不是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允许的1%的范围,其他国家也同意根据新贬值的美元相应地调整其固定汇率。
史密森协议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元不再可兑换为黄金。虽然史密森协定调整了世界货币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解决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失衡问题。美国继续保持巨额赤字,同时以通胀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这导致其他国家的央行被迫进行干预,从而阻止本国货币升值,就像它们以固定汇率盯住美元那样。
到1972年,英镑最终被允许兑美元采取浮动汇率。1972年2月,由于金价上涨,美元不得不重新估值,达到每盎司黄金42.22美元(导致所有主要货币兑美元也重新估值)。到同年3月,在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耗资35亿美元进行大规模干预之后,固定汇率制度彻底崩溃,美元的价值从此由自由市场经济决定。
欧佩克和73年石油危机。
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说黄金在外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作为工业车轮重要组成部分的石油,因其珍贵性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不是石油的话,我们现在所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么说并不夸张。黄金或许曾经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但我们全球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由石油推动的。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较晚,其后的财政状况,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签署使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常常被认为是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因素。但美国并不是毫发无损地从二战中走出来的,因为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欠美国的债,而且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崛起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石油储量,石油迅速取代煤炭,成为美国的主要能源来源。就像19世纪属于大英帝国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一个以煤炭为动力的帝国。20世纪属于美国,这是一个石油的世纪。
作为我们已经看到的事件的背景,重要的是要记住二战后,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史密森协定结束,全球石油消费量增长了两倍,对石油的需求增长了五倍多。二战后,石油迅速取代了煤炭,它储量丰富、价格低廉、运输比煤炭更方便,而且在生产力方面也给选择转型的国家带来了竞争优势。数百万桶原油从中东和委内瑞拉流出,推动了战后重建、经济复苏和全球增长。
石油的广泛使用也逐渐改变了力量的平衡,使许多国家越来越依赖石油生产国不断提供负担得起的供应。欧佩克成员国首次尝试使用后来被称为“石油武器”是在1967年6月初,也就是六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作为对以色列入侵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领土的回应,欧佩克成员国对所有被认为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几天之内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供应减少了约60%。
接下来一个月,尼日利亚爆发内战,每天又有50万桶原油从全球供应链中移除。由于存在相对充分的储备,以及将供应重新输送到受禁运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第一次石油禁运是短暂的,基本上没有成功。然而,欧佩克第二次施加影响的尝试产生更大的破坏稳定效应。
1967年至1973年间,全球经济对廉价石油的依赖将过剩产能降至危险的低水平。1970年,每天约有300万桶的过剩产能(不包括美国),到1973年,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天50万桶。因此,当欧佩克在1973年10月17日第二次使用“石油武器”时,其风险将远远高于1967年。
许多趋同因素导致了73年的石油危机。欧佩克与西方石油公司就定价和产量展开的紧张谈判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此外,1971年,尼克松总统取消了美元兑黄金的可兑换性,从而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不可避免地贬值,导致石油生产国受到影响,因为石油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以美元计价的。
另外一个事实是,美国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1000万桶的峰值(之后稳步下降),到1973年,美国实际上是每天进口600万桶原油,使其非常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影响,你知道,这是一场完美风暴的理想条件。
1973年10月6日,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一天,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了六年前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以色列领土。10月17日,为了回应美国在冲突期间对以色列的支持,欧佩克将石油价格提高了70%,并对美国和其他任何在冲突期间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
战争将10月底结束,但欧佩克拒绝改变路线。同年11月,欧佩克将石油产量削减了25%,并威胁要进一步削减5%。12月石油价格又涨了一倍。到1月份,当以色列同意将军队撤回苏伊士运河东侧时,油价已是危机爆发前的4倍。
这一时期石油生产国的态度可以用1973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的伊朗国王的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来概括:
“当然(油价)会上涨……当然!……你们[西方世界]将卖给我们的小麦的价格提高了300%,糖和水泥也是如此…你购买我们的原油,精制为石化产品,以你们付给我们的价格的100倍再卖给我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为石油支付更多,这样才公平。让我们再说十遍。”
伊朗没有参与禁运,在整个冲突期间继续向西方输送石油,但廉价石油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石油危机在许多关键方面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经济。石油禁运后,欧佩克成员国出售石油的价格上涨,导致西方经济增长放缓,同时也引发了通胀,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滞胀”。同时,石油价格翻两番立即导致大量资本从西方流向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家,其中很多是花在武器和科技上,从而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美国军事部署增多。
石油价格及其持续供应开始在工业化国家的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这就是禁运造成的冲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最明显的联系,但尽管危机爆发前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但在1973年之前,油价和供应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如今,供需平衡如此微妙,对于外汇交易者来说,了解货币与油价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重要(稍后将对此进行更多介绍),同时还要了解任何可能影响其供应的全球事件。最终,1973年的石油危机也使能源节约成为一项优先事项,而这个词在当时人们的词汇中基本没有出现。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于耗尽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储量,能源节约变得越来越紧迫。
央行合作干预。1985年广场协议。
你可能已经在我们目前概述的外汇简史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动态:公开监管和控制的需求,允许自由市场自我监管的自由放任方式,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拉锯战。如果你已经确定这个主题是你所关注的,这两个对立的驱动因素总是存在,前者的支持者在经济危机之后声音最大,而后者的支持者在全球经济一切运行良好时拥有完全自由。
最初催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尼克松希望在史密森协定中保持固定汇率的担忧恰恰是,如果任其自行监管对手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以及其他敌对交易实践,将导致全球不稳定。
与此相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史密森协定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市场不愿意或者不可能被锁定在相同的固定关系中,而这种关系是为了对其监管而实施的。此外,世界主要货币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到广场协议这段时期再次证明,“监管有效市场所需的只是简单的供求动态”的神话破灭。
我们已经知道,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被放弃后,出现了影响全球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危机。1973年危机后,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导致工业化国家的进口支出增加,破坏了它们的国际收支平衡。回想一下,石油是以美元定价的,所以欧佩克国家持有美元的再循环(石油美元的再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贬值,即使美国继续保持着巨大的贸易赤字。
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不断增长的赤字侵蚀了投资者的信心,美元贬值。伊朗革命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将加剧这种局面,当时欧佩克再次上调了油价。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Paul Volcker持鹰派立场,再加上两伊战争爆发后,人们对美元作为一种避险货币重新产生了兴趣,帮助美元强势回升。1980年也是石油生产的分水岭,因为来自苏联、委内瑞拉、墨西哥、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增加,以及阿拉斯加和北海石油的加入,加速了石油价格20年下跌的开始,以及欧佩克对石油的控制松懈。
Volcker通过提高美国利率阻止滞胀的使命成功完成,尽管他的政策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后果,即美元被高估。这导致美国出口产品昂贵且缺乏竞争力(尤其是美国汽车),而进口产品变得便宜,这进一步加大了美国贸易平衡的压力。1980年至1985年间,美元兑日元、德国马克、英镑和法郎升值了大约50%。
广场协议之所以被称为“广场协议”,是因其是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的,试图通过让美元贬值,使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恢复同步。当协议达成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达到GDP的3.5%左右,而其经济增长率约为3%。另一方面,欧洲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并且正经历着-0.7%的负增长。为了恢复平衡,五国集团同意将减税和削减公共开支、扩大私营部门和开放市场结合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元对五国集团其他国家货币贬值50%。到1987年,日元已从242升至150。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逆差也已成功下降,但与日本的贸易逆差没有减少。
美元将继续跌破协定的目标,促使当时的六国集团就卢浮宫协定进行谈判,协定旨在阻止美元下跌。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比广场协议的贬值棘手得多的主张。这是因为在签署广场协议时,美元已经处于下跌趋势之中。另一方面,卢浮宫协定将试图扭转一个已经确立的趋势,并通过持续协调世界上6个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来达到目标。到1988年,1美元兑121日元,1.57马克。美国大幅加息是唯一能够阻止经济下滑并让美元走强的措施。
广场协议是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里程碑。这是各国第一次同意以协调一致的方式积极干预,以便影响货币价值,这是央行为全球经济利益在各国之间协调干预的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个历史时刻,全球化带来的最广泛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事实证明市场需要偶尔的引导,从而才能够平稳高效地运行。
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1980年代,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的债务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摧残了无数公民的生活,扼杀了他们的机会,这后来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勾勒全球经济的轮廓,对其进行追踪,从导致大萧条的“以邻为壑”政策,发展到如今一个小的意外就会导致全球连锁反应的全球现实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少数人手中有价值的商品被像武器一样使用,我们看到,监管和自由市场之间存在拉锯的状态,我们还观察到,央行为了影响回来而相互协调。当你沉浸在市场中时,你会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既让市场自行运转,又试图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后果之一是石油美元的循环利用。石油以美元计价的事实导致欧佩克国家在油价大幅上涨时积累了大量财富。欧佩克的美元必定重新进入银行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许多欧佩克成员国选择不将这些资本再投资于本国的基础设施。石油美元存款的大量涌入大大提高了银行的放贷能力,而随着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对贷款的需求在衰退期间下降,这些资金中的一大部分被贷给了快速实施工业化的拉美国家。
拉丁美洲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历了制造业的繁荣。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国内工业来满足这一需求,从而打破对发达国家进口消费品的依赖。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给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带来了快速增长,但如果不重新投资于汽车等较重消费品的制造,未来增长的可能性将接近上限。
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油价飙升和全球产量下降导致南美石油生产国填补了欧佩克国家留下的空缺,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石油。然而,这种局面注定是短暂的,随着危机后价格上涨得到解决,中东地区产量再次上升,墨西哥等经济体的经济变得不稳定。在危机期间,其他南美石油净进口国因燃料账单不断攀升而遭受不利局面,而随着西方债权人提高利率,他们在危机后偿还的债务也有所增加。
选择继续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而不是向出口驱动型经济过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全球经济气候决定的。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衰退,这意味着进口需求急剧下降,原材料需求也急剧下降,这也损害了南美洲的出口市场。
随着西方利率的上升,特别是在美联储主席Paul Volker为缓解滞胀而推出的鹰派政策的美国(大多数向南美放贷的商业银行是在美国和日本),偿还这些贷款的成本大幅上升。
加息还有助于恢复对美元的信心,这对拉丁美洲的汇率造成了压力,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债务金额和偿还成本。从1975年到1983年,拉丁美洲的债务从750亿美元增加到3150亿美元,约占该地区GDP的50%。偿还这些贷款的年成本也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
1982年8月,墨西哥财政部长Jesus Silva-Herzog宣布,墨西哥将无法继续偿还现有贷款。贷款市场一夜之间崩溃了。商业银行停止向该地区放贷,由于现有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银行拒绝为这些贷款再融资的事实,导致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同时到期。
由此引发的危机将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失业率飙升,收入和支出能力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贫困加剧,社会项目被放弃,转而支持偿还债务。1982年至1985年间,拉丁美洲经济萎缩了约9%。为了再融资现有贷款的国家被要求接受更为严格的条件以及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推出紧缩措施和遍及全国的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放弃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工业的私有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98年,揭示了全球货币市场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在这段简短的外汇历史中,我们正在进行的主题之一是,各国央行和政府如何寻求干预市场,亚洲金融危机彻底地揭示出,当这些机构试图对抗势不可挡的市场力量和不可持续的基本面时,会多么无能为力。
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的经济由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率而对投资者特别有吸引力。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全球经济体,专长于金融和制造业,紧随其后的是后来被称为“虎崽经济体”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特别是这些经济体一直在迅速扩张,他们维持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投机性投资。泰国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一个经济奇迹,在危机爆发前的十多年里,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略低于10%,但这最终也会被证明是引发崩溃的薄弱环节。
当然,这场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而且仍在引发争论,然而,热钱助长了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不良贷款行为导致不良贷款,经常账户赤字不断膨胀,日元贬值,美国经济从衰退中复苏,都被认为是成因。
外国投资的大量涌入导致有大量资金可用于发展贷款。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当大,尤其是泰国,占该国GDP的8%左右,在危机前还不到150亿美元。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贬值,随后美元走强,使亚洲的出口竞争力大大降低。这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经常账户赤字。美联储加息导致资本回流美国,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信心大减,1997年5月14日和15日发生投机性攻击,最终导致泰铢贬值。
由于缺乏外汇储备,泰国政府在面对这些攻击时无力支持泰铢,1997年7月2日,泰铢最终被允许采取浮动汇率,并迅速贬值了一半以上,而泰国股市下跌了75%。
泰铢崩盘后的几个月内,印尼盾和印尼股市双双跌至历史新低,导致该国GDP当年缩水13.5%左右。
韩元兑美元汇率也下跌了一半以上,韩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了两次,韩国的汽车行业通过一系列并购活动得以维持。
这三个经济体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是4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该地区经济平衡举措的受益者。然而,此次危机的连锁效应影响深远,导致全球经济普遍放缓。在发展中市场,投资者变得越来越厌恶风险。随之而来的经济放缓也导致油价下跌,成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一个成因。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里,亚洲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大幅降低对将热钱作为经济刺激手段的依赖。他们还开始实现经常账户盈余,并建立了外汇储备,以便如果出现投机攻击的情况下,能够为各自的货币提供支持。这些措施的直接结果是,亚洲较好地抵御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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