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或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动荡，日趋复杂多变；国内经济面临结构调整，挑战加剧。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站在时代浪潮之中，我们该何去何从？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的坐标里隐隐折射出未来。面对复杂的局面，如何剖析问题根本、寻找解决之道？我们不妨“后退一步”，听听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范昕宇如何以史鉴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还因为现在和未来都借由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一、大分流时期“进与停”的思考

大分流，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提出的一个历史名词，是指西方世界在19世纪克服了增长限制而超越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一段历史时期。

1450年前后，德国工匠Gutenberg创造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技术，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效率，使信息得以大量迅速复制，为报业的诞生创造了技术条件，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据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推算，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换句话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学者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做了横向对比：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与美国（北美殖民地）几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

从整体上看，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换句话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崛起，经济水平出现了明显拉升。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欧洲在1400-1500年左右打下日后腾飞的基础，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能打开局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大分流”。

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经济没有“欧洲中心化”，西方也没有明显的内生优势，随着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西欧中心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出现长期技术进步，大幅甩开世界其他国家。

“大分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航海”、“文艺复兴”，我们看到大分流远在1800年之前，可能在15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苗头。

有一个更有趣的观点，是源于“印刷术”，1450年德国发明家Gutenberg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掀起媒体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得著名的书籍《圣经》获得传播，同时书籍成本迅速降低，购买一本书的经济能力从工资200天到1天。

对于普通人来说，获取知识的途径迅速拓宽，“识字”将社交能力延展，文化交流进一步发生；对于商人来说，思想、信息的传播意味着盈利能力的增长，商人得以更快的知道获取财富的方式。

在印刷革命之前，哥白尼、开普勒等教授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与学者、学生简短交流。而生产产品的匠人知识传播的方式是学徒制，这种方式的知识传播受到认知程度、识字能力、接收信息频次的影响，范围有限。

印刷技术的进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书籍打通了知识链接，学习成本降低。从商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到运用哪种技术更好的提高制作工具，技术驱动利润，利润的增长激发了财富意识。

技术的背后是科学知识。在汉语的语境里，科学和技术这个词经常被等量齐观，技术是指科学的具体应用。

技术打通了科学与应用的连接通道，促使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科学和技术的大融合。知识和人才之间产生了流动着的双重竞争，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西欧城邦国家之间，如意大利的几个著名城邦罗马、佛罗伦萨尤为激烈。优秀人才的行业智慧向生产转化，城邦之间的人才竞争抢夺，触发的结果是：知识持续创造。

1450年之后科学类出版物比例大幅上涨，高等学府科技类课程开课率在印刷革命之后显著增加，不仅仅给学生，也给未来从事工作的雇主创造更多的价值，价值增长的同时，也自然驱动了更多科技类课程的增设。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经济学说：个体的逐利动机可以带来整体的福祉增加。有人就担心，罗马和佛罗伦萨竞争时，会不会竞争阻碍知识传播。

事实上，知识具备外溢性，印刷术革命后科技创新呈现不断上升，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人数整体增加，竞争氛围之下，知识和人才在不断外溢，而整体是增加的。这样的竞争带来的是整体知识总量的提高。

以上种种，充分展示了知识与技术的高度融合，随之带来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经济的飞跃。从1450年后西欧开始逐步腾飞不是一蹴而就，这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之一。

回到“大分流”的原因探讨，从印刷术的进步、信息传播渠道的打通，新想法激发新价值、产生新利润、触发新竞争。允许竞争、竞争带来利润，奖励进步，经济这张饼天然变大，水涨船高，这是印刷术带来的经济启示。

其实早在十一世纪中期的中国，毕昇就发明了陶土制成的活字，发生的时间比古腾堡早了300年左右，而中国的蔡伦所发明的纸早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前就传入了西方。具有印刷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彼时的中国，没有像西欧经济一样，发生大飞跃？

分析中华帝国的社会阶层可以窥得一二。

中华帝国的社会阶层主要的社会形态有两大支柱：郡县制中央集权和科举取士。通过科举制度谋得社会地位是人们追求生活稳定富足的最直接方式，当时农耕为主的社会，面临最大的环境问题是自然灾害，洪涝、蝗虫等等，而这两项制度有力的解决了人与农耕社会环境的稳定问题。

反观西欧人民谋求稳定的途径，他们通过经商赚取更多利润改善生活。在农耕社会下，经商的高频流动性加之社会资源的拥有者身份，会让统治者心惊，应对这个问题，科举制的繁荣，就是把优秀的人集中在体制内，参与既有资源分配。官僚体系成为当时社会上升的重要通道。

这时候，差别产生了，同样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中国甚至早于西方300年，受到社会体制的影响，读书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压人一头，背后的最终奖励来自于对存量资源的分配权，导致存量资源的饼无法变大。

第一个故事讲完了，回到全球化的思考，这个故事能够给我们哪些启示：中西比较之下，起点差异并不大，但是在新想法的自由竞争之下，在人才的充分流动之中，同时分配给人才足够的奖励，社会经济的饼才会做大。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新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态势。

二、从威尼斯的经济兴衰看国家包容与短视

威尼斯是欧洲中世纪时代的一颗璀璨明珠，以高度发达繁荣的商业和独特的城邦制度闻名于世。商人的船只往来穿梭于密如林丛的水道，威严的市政厅和圣马可教堂，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

公爵治理下的威尼斯结构简单，对抗外侵和贸易需求使得他们拥有精湛的造船技术，尤其是长途商贸中孕育出一批批出色的水手。

这个过程中，商业们认为公爵领导下的威尼斯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地域优势。在海贸商人的推动下，议会制雏形开始产生，商业政策的制定者是议会，议会主要成员是各行业的商业代表，于是商人扮演了议会制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来看，有近200年左右，威尼斯的商贸地位高速发展，原因之一是制定政策的人懂商业。

威尼斯以商业为本，商业成就是衡量人们地位的主要标准。商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不断有商业贵族的崛起和没落，这导致了威尼斯上层统治十分不稳。

到13世纪末，新旧贵族的冲突焦点逐渐集中到大议事会成员资格上来。议会贵族们的排挤，导致其他商贸新兴力量在选择他们的主要落脚地时，纷纷避开威尼斯，选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其他城市。

威尼斯经济的核心是“colleganza”，这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式，卓越之处在于，它为新进者敞开了经济大门，让敢于冒险的实业家可以和为他们的商业航行提供资助的成功商人一起共享金融回报。劣势在于，寡头统治者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渐削减了新进者的商业机会。最终，“colleganza”受到禁止。

“彼时的威尼斯已成为停滞萧条和褪了色的繁荣的代名词”，他们给这26年取了一个名字“Serrata”，对应中文的翻译是“闭关锁国”。

威尼斯故事的结局，这也是国际贸易很好的案例。这个故事带来三个启示：

第一，包容性与财富正相关。

威尼斯的兴起在于它尽可能多地包容先进生产力。威尼斯的衰落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短视和封闭。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第二，良性循环也会被打破。

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们，在受到诱惑驱使之下，反手推动社会走向榨取，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第三，对待新生经济力量的态度。

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家的崛起在于对新技术、新制度的接纳，而非与威尼斯兵戎相见。两者之间的地位互换几乎完全来源于他们对待新生的经济力量的态度。

威尼斯的故事，是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当我们对比两个故事后，再来说说“内循环”。

三、内循环与外溢效应

内循环可以看作是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应变之举，但其实更是一次修炼“内功”的契机。

中国在80年代引进了很多汽车行业，如大众汽车，这是外循环，把我们的市场、人员等开放给国外企业。对比两类企业，第一类是合资企业，用不同的指标标注质量水平、次品率、故障率等。在不同的年间，我们看到在国外技术的影响下，合资企业表现的很好。

有趣的是国营的汽车行业。最初，这些企业的各种质量通过率都不如合资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纯国营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营销技术等都有不同程度提升，这就是技术外溢。

范围缩小来看，企业进行科技开发活动后，会取得新知识，也同样会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员工岗位流动，有形产品的流转溢出，接收溢出的部分和企业则以微小的成本获得新知，减少了企业的科技开发成本。

技术先进、思维开放，必然会带来技术在更大空间内流动，技术激发生产力，增加盈利能力。

最后要说的，也是长江人正在做的事情。长江商学院的人工智能与制度研究中心，每年会出版《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从学术、产业、开源软件包使用、公众认知及媒体等方面，进行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印度、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比较，以此度量中国的人工智能在最近十几年里的发展及影响。

新经济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驱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向前探索，用慢变量预测趋势，汇入时代的变化中应对未来挑战。

两个故事，看透“内循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