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主要是美元贬值引起的效应，美元牵制与刺激人民币在所难免，但此时人民币升值面与稳外贸何如平衡？另外就是人民币市场氛围夸张性严重，在国际使用、外汇储备以及结算支付上，人民币所占比重最多10%，甚至基本为2%左右；相比较美元比重45%，甚至60%以上。尤其透过国际货币机制和金融市场份额观察，人民币和美元完全不对等，甚至差异巨大。面对当前疫情特殊性，经济环境不良，中国外贸企业受制严峻，外循环问题较为严重。因此，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并举之倡议。这是积极应对的有力对策，但实施与执行依然具有区别与侧重。由此，值得考虑的重点在于人民币与美元的特性与差异，进而也自然会明白内外循环的逻辑与路径。
首先是货币资质。目前美元是全流通货币，并且是全球霸权货币、定价和报价货币、超主权货币。而我国人民币仅是本币，并不可兑换、结算、交易，SDR特性只是记账货币的国际收支调节货币，储备货币资质有限度和有条件约束。因此，必须梳理清楚人民币的个性与特性，准确把握货币资质要素与标准是探讨问题和预期前景的重要常识与逻辑。
其次是货币实力。当下美元实力体现在发达国家高级化经济水平，具体而言则是新经济特性世界唯一经济体，无论体能、体量和体积全球第一，即使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也没有改变美国经济地位与排位，甚至2018年则成为全球惟一跃上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尤其国民数量决定美国高收入富人的基本特征，这进一步为美元货币提供充实的保障。反观人民币只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特色就是人口众多、机制尚未健全、市场化正在进行之中，经济基础处于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处于基础时期。虽然经济体量为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平与第一位和第三位差异巨大，国家经济总量与人均个人收入分化严重，国情特性决定人民币开放度审慎。
最后是货币定律。其实这更多来自货币方向、结构与技术因素。美元方向清晰明朗，以贬值为主的国家基本国策决定美元贬值诉求，经济氛围决定美元全球化特色，较长历史渊源决定美元经验丰富有效。每一次金融危机、战争危机、政治危机之际，美元升值为主；但救助经济、稳定市场、辅助企业之时美元贬值为主。反之人民币追求升值比贬值周期要长、幅度要大、速度要快，偏多升值预期和悲观贬值预期缺少专业和经济基础。经济与市场循环偏向金融为主、实体偏弱，简单化人民币升值受制内外因素严重。
尤其当前中美贸易、政治、外交问题交织，美元以贬值面对内外夹击，力求稳住经济和保全政治意向明朗。人民币却偏升值激化严重，这对疫情外贸和外资利弊夹击不定，进而造成人民币预期矛盾与争论，当下利好与未来恶化局面令人不安逸。具体则突出个性与差异性表现，风险预警较为重要。
风险1：通胀风险不可掉以轻心。这不仅与外部形成反比，更与中国经济周期与节奏具有压力。疫情期间财政与货币投放之后的局面是刺激通胀基础因素，外围环境比较差异是助推通胀客观环境。尤其工业品期货之后的高通胀，对目前农产品期货是一个警示，有史可鉴和有据可查的周期规律值得警惕。
风险2：财政赤字约束货币功能。亚洲金融危机市场重点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匹配的经验与教训重要时期，当时美国政策由财政赤字转向财政盈余，美国也因此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者，国际资本流动转向美国，美元效应叠加美国财政盈余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货币政策引领。如今美国财赤极端化，美元贬值促进循环良性有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叠加刺激经济恢复。相比较中国财政从盈余变赤字、货币从贬值到升值叠加刺激泡沫生成加剧，货币功能失效实体经济需求严重，未来风险值得警惕。
风险3：利差对冲套利流失资产。虽然中国债券与证券市场投资吸引力上升，但其中投机意图明显，套利和敛财模式的投机性极其严重。包括人民币升值贬值的节奏，以外部离岸为主的引领显赫，离岸技术高端、诉求明确、竞争主动、战略激进等，未来势必增加自身利润、减小中国收益、加剧矛盾激烈、战术取胜精准。升值阶段助推贬值利益目标清晰可见，周期环境不变贬值趋势，竞争遏制不变基本原则，利率设计刻意求利。
当前人民币走势被美元牵制，对企业需求、周期氛围、结构改革推进有不利影响，短期要比长期更为严峻，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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