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朗军方高官苏莱马尼被美国袭击身亡事件影响的不断深化，美国伊朗将爆发战争的预测再次流行。许多人不了解伊朗，更无法理解伊朗为何敢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抗那么多年？
2012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曾先后8次访问伊朗。2019年4月，其专著《伊朗：反妖魔化》（中英波斯三语，德黑兰：伊朗纳尔出版社，2019年版）在德黑兰国际书展上发布。现将作者在书中亲历伊朗人对美国观的内容独家发布如下，或许读者能够从中有新的感受。
《伊朗：反妖魔化》，王文著
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
2012年第一次到德黑兰时，我至少5次问伊朗官员、媒体人、学者、普通老百姓，为什么穆斯林国家中只有伊朗那么全面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们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类似关于“尊严”的回应我时时遇到，在号称“伊朗硅谷”的帕德布科技园，我追问一位科技官员核计划的事，他激动得说：“为什么美国、以色列有那么多核武器没人追问，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会被质疑呢？”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英语新闻部主管侃侃而谈伊朗媒体人追求真相、塑造国家软实力的责任感与事业心。然而，当问及一些新闻报道悖论，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内贾德总统演讲未结束，就有半数民众离场，作为国家电视台，是否会报道这个真相，还是选择国家利益，向世界传达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画面时，艾玛德同样变得激动。他说画面就在那里，观众自有判断。伊朗没有新闻审查，西方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很强烈的双重标准，等等。
这些一碰就着的激动，让人怀疑伊朗人是不是有点“小国沙文主义”的味道？
问题是，伊朗是小国吗？可能在爱称自己是“大国”的中国人看来是这样，但中国人不会去想，伊朗的面积是西欧8国（英、法、西、葡、爱、比、荷、卢）的总和，人口与德国大体相当，在世界上国土面积、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兰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伊朗GDP在世界排名长期在20多位。所以，我在德黑兰谈起战争的问题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
的确，我坚信，伊朗还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亚，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马。我的感觉是，如果美国真要进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70年代的越南，美国可能会赢，但占不了什么大便宜。
事实上，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为伊朗与美国的对抗而改写。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对抗的，都应该是“列强”级别的。但在西方视野里，伊朗显然不是。顶级国际政治学家巴里·布赞在其代表作《美国与诸大国》中，连一次伊朗都没有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也没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几乎所有美国大战略家的书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怜，甚至可以用“提几次”的等级来形容。
西方学术大师思考的都是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西欧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掺杂进日本的亚太史，穆斯林世界没有进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美国人从没料到，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如此“小”的力量敢与我叫板，就像他们从未预测到冷战会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结束，金融危机会大规模的爆发，中国会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样，西方学术的短板在过去20年里被暴露得只剩下的一条遮羞的内裤了。20年来，美国人先躺在“历史终结”的胜利床上晕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义力量折腾了十年，这其间只是把伊朗视为一个“邪恶轴心”和“邪恶”力量。这样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国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只剩下无知了。
但伊朗远比美国显得更有逻辑。主管中东事务的伊朗副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杜拉希扬明确对我说，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视为继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众反抗萨达姆、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尊严与独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民众觉醒运动。他们寻求宗教尊严以及相对于西方霸权的民族独立，认为“伊朗是所有中东国家的榜样”，应当像伊朗那样寻求于伊斯兰的自我解赎与尊严。
这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新保守派在美国的“无知”显然在奥巴马时代继续。美国似乎没有意识到中东国家的社会觉醒，还想继续主导中东局势，干预各国国内政治，变相地花穆斯林的钱，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几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扬的话说就是，“在尊严与屈服面前，我们只能选择尊严。”
或许美国人真该听听另一位伊朗外交官与我的聊天，他说，2000多年来，虽然伊朗的东、南、西、北都曾受过外敌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胁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斯兰崛起，伊朗更希望摆脱美国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霸权。伊朗人并不仇恨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但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居高临下、预设立场式的谈判与教训。
在革命日的现场，我真的感受到“尊严”在伊朗人中的含义。一望无际的人群中，除了霍梅尼与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外，最多的标语就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在约四个小时的集会中，这两句口号喊得最震耳欲聋。或许还有人会批评我，在苏联、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这样的震耳口号都有过，结果是怎样？
好吧，那我只能说，走着看吧。但一定要记住，“伊朗VS美国”是在中东地区的一场“小冷战”，双方的博弈不只是实力之争，而是“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尊严有时会让实力加分，就像是让运动员吃了兴奋剂、让馒头加了添加剂一样，人们会说那是公平竞争不允许的，但问题是国际政治博弈什么时候公平过呢？
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
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
但我在伊朗却丝毫没有大战来临的紧迫感。在德黑兰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
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
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只一位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
目前美国人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于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时任伊朗总统、属于强硬派的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于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
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
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
由此看，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不能万不得已，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
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
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
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
以色列与伊朗的涟漪
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驻格鲁吉亚、印度使馆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时间指责是伊朗所为，伊朗则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干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参赞气愤地说，这就是以色列“苦肉计”，他们以前常这么做，为的是打造悲情，制造伊朗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西方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但这种计策太“拙劣”，现场没有以色列人伤亡。以色列想以这种方式与伊朗斗，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那种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像伊朗与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这又是一个错觉，正如误以为伊朗是邪恶的国家一样。
在亚马逊网站，几个月前出版的《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书非常畅销，讲得是二战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实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的伊朗驻法国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风险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线，签发了1000多本犹太人护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犹太人。
撰写这本书的是伊朗裔美国人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他估计是受了伊朗电视剧《零度转向》的启发。2007年，这部电视剧在伊朗电视台热播，讲得就是原型来自于萨尔达里的故事。当时国际上一阵热议，因为总统内贾德不久前刚说完“要从世界地图里抹去以色列”。
一位记者追问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内贾德疯狂言论与《零度转向》的关系。内贾德的回答是：“我们热爱所有的人民，我们是犹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许多犹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转变》编剧兼导演法特希也公开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观地将普通犹太人和以色列政权区分开来。”
在我这样的第三国人看来，那些话恐怕不能视为谎言。
阿拉伯国家常常指责什叶派的伊朗不包容，很偏狭，但事实是，伊朗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在伊朗，波斯人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除了犹太人外，还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很明显，这是一个“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国家，超过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
常识告诉我，伊朗对待其国内犹太人的态度，不会低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就下令遣返了4.9万犹太人。
伊以关系真正变坏，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认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走狗”与工具，以色列是“毒瘤”，于是才有了两国交往“冰河期”。换句话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恶的无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们彼此间没有战争与其他武力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与宗教往来。
我有点怀疑，这些年，伊朗与以色列除了双方高层过把嘴瘾的狠话之外，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否比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更深？这两天，就是为了名古屋市长的一句否认南京大屠杀，中日邦交40周岁的生日都大有不过的趋势。
换句话说，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于“金婚”，但双方过得并不开心；而以色列与伊朗连恋爱都不是，双方都放了要对方死的狠话，但内心却常有涟漪之波。毕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前国防部长莫法兹等许多以色列精英，都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犹太人高层的祖国啊。
对于伊朗人来说，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了解以色列，远甚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说，2006年、2009年以色列曾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两次冲突，都被“打败了”，以色列的军力根本不行！过去半个世纪，阿拉伯人屡屡败给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这个邪。
伊朗人的自信或许是有理由的，虽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战略纵深，对于伊朗的导弹打击，以色列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战”的声音，一位伊朗学者说，那是他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像向欧美施压，制造“如果欧美不动手，以色列将会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远未到灾难临头的地步，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他说，据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进攻伊朗，远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
德黑兰的屋顶
宁静的屋顶，柔和的月光，朦胧的人影，懵懂的恋情，在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中，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用清新笔触，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表达反对政权、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
我在德黑兰，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有欧式的咖啡馆、西式的着装、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美国的音乐，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灵山”的茫然。
不过，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闹市区，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这里没有自由！这里没有自由！”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我问一位伊朗学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
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提出与美国的“文明对话”，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但“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行为”，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伊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至今。
在伊朗革命日当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有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
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成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所以才会出现一半左右听众以退场的方式表达对内贾德革命日演讲的现象。不过，对于西方的制裁，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
的确，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但一个事实是，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仍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
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我都用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引进西方文化≠向往西方体制，对政府表达不满≠反对现存体制，反对体制者≠伊朗主流。
这些复杂的不等号，美国人似乎并不懂。30多年来，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打倒美帝”一样。很少有美国人相信，让“美帝”变成“美丽帝国主义”的路径，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欧美想以制裁、战争威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变天”，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结果应是可以想像的。
“西方主义”的思维局限，很难让欧美人辨识“体制依赖”、“民族复兴”、“生活抱怨”、“自由主义”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
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杂文与中国观察，就可以明白，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德黑兰的屋顶》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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