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国首相卡梅伦来说，提前举行脱欧公投的决定，最终变成了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进程。
卡梅伦的思路不难理解：脱欧公投可以迎合众多对欧盟不满的社会群体，同时给英国与欧盟的谈判施加更大的压力、获得对英国更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两方面都最终失去了控制。在国内，基于欧债危机、难民问题的刺激，支持脱离欧盟的一方逐渐增多，基本与支持留在欧盟的一方齐平;而在与欧盟的谈判中，英国也没有能获得像1975年那样的结果，即欧共体对于英国的要求照单全收，只是部分给予了英国“特殊地位”。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种直接的互动关系，即与欧盟的谈判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脱欧情绪，而国内的脱欧情绪妨碍了英国与欧盟的讨价还价。
与之相应的，是英国国内社会的撕裂——标志性事件是6月16日亲欧盟议员考克斯的遇刺。大体来说，精英阶层、与欧盟联系较多的企业和人群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内部，而低收入阶层、对外依存度不高的群体则希望脱离欧盟规章的管制。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脱欧公投的结果还不知道，但其严重的负面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考察英国脱欧公投进程，人们自然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考察，但这一解释并不完全足够。从短期来说，脱离欧盟会带给英国一些明显的好处，例如减少上交欧盟的大笔费用、阻止难民的流入、消除欧盟金融和农业等政策管制对英国的负面影响。但不利的方面也很明显，毕竟英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比较高，将近一半的进出口都是面向欧盟，大量的投资、技术和人才也是来自欧盟其他国家。两者很难进行具体的权衡。而从长期来看，脱离欧盟将会使得英国丧失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无法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之所以不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就是希望英国成为中国与欧盟之间的一个桥梁。
但是，脱离欧盟也不一定会对英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毕竟依靠英美特殊关系和英联邦共同体，英国依然能够至少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即便留在欧盟内部，由于有德法轴心的存在，英国也并不能发挥主导国家的作用。因此，从长期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并不是十分清晰，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社会在脱欧公投的问题上两派相持不下。
除了成本—收益的权衡外，更值得注意的，还是欧盟内部蔓延的对欧盟机构的怀疑情绪。一直以来，欧盟被认为是一体化和区域治理的样板。但是，随着欧盟规模的扩大，欧盟机构权力的上升，管的范围越来越宽，政策适用性却越来越窄。不仅在英国，包括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许多社会群体都对欧盟的效率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抱有越来越高的质疑。
之所以英国成为先行者，不仅与英国自身经济、社会情况相关，也与英国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光荣孤立传统有关。英国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一直没有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长期以来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帝国雄心旨在全球的传统，无疑助长了英国国内普遍蔓延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更多看到不好的一面，从而率先迈上了脱欧公投的道路。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21日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此举将给德国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朔伊布勒当天在基民盟的经济顾问会议上说，无论英国关于退出欧盟的公投结果如何，欧盟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了。朔伊布勒说，“欧洲现在处于一种不良的状态，”不仅在英国，在所有欧盟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声音都在增多。因此，欧盟要想更好地运作，必须进行改革。人们过于相信欧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不断推迟“不受欢迎”的改革。
美国知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20日在英国《卫报》上撰文说，英国选民“大大低估”了投票脱离欧盟的真实代价，若英国“脱欧”，英镑对美元汇率将至少下跌15%，甚至可能跌逾20%，将对金融市场、投资、物价和就业带来立竿见影且非常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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